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国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
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有效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双方应当根据本条约和各自国内法的规定，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二、协助应当包括：
（一）送达刑事诉讼文书；
（二）获取人员的证言或者陈述；
（三）提供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四）获取和提供鉴定结论；
（五）查找和辨认人员；
（六）进行司法勘验或者检查场所或者物品；
（七）安排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八）移送在押人员以便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九）查询、搜查、冻结资产以及扣押证据材料和物品；
（十）没收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
（十一）通报刑事诉讼结果和提供犯罪记录；
（十二）交换法律资料；
（十三）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其他形式的协助。
三、本条约不适用于：
（一）请求引渡人员；
（二）移交被判刑人以便服刑；
（三）刑事诉讼的转移。
四、本条约仅适用于双方之间的相互司法协助。本条约的规定，不给予任何私人当事方以取得或者排除任何证据或者妨碍执行请求的权利。
第二条 中央机关
一、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就相互请求和提供协助直接进行联系。这项要求不应影响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的权利。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方面为总检察院。
三、任何一方如果变更其对中央机关的指定，应当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另一方。
第三条 拒绝或者推迟协助
一、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方可以拒绝提供协助：
（一） 请求涉及的行为根据被请求方法律不构成犯罪；但是，被请求方可以在其认为适当时在其斟酌决定的范围内提供协助，而不论该行为按被请求方本国法律是否构成犯罪；
（二） 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涉及政治犯罪；
（三） 请求涉及的犯罪纯属军事犯罪；
（四） 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的目的是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侦查、起诉、处罚或者进行其他司法程序，或者该人的地位可能由于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五） 被请求方正在或已经对被调查人或被指控人就请求所涉及的同一犯罪进行刑事诉讼，或者已经作出终审判决;
（六） 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提供的协助与案件缺乏直接联系；
（七） 被请求方认为，执行请求可能损害本国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利益，或者违背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二、如果执行请求将会妨碍正在被请求方进行的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被请求方可以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拒绝或者推迟执行请求前，被请求方应当考虑是否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条件下准予协助。请求方如果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当遵守这些条件。
四、被请求方如果拒绝或者推迟协助，应当将拒绝或者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四条 请求的形式和内容
一、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且由请求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在紧急情形下，被请求方可以接受其他形式的请求，请求方应当随后迅速以书面形式确认该请求，但是被请求方另行同意的除外。
二、协助请求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所涉及的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的主管机关的名称；
（二）对于请求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和事实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规定的说明；
（三）对于请求提供的协助及其目的以及请求提供的协助与案件相关性的说明；
（四）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三、在必要和可能的范围内，请求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关于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和确切地址的资料；
（二） 为调取证据的目的拟向当事人提问的问题单；
（三） 关于受送达人的身份和确切地址、以及该人与诉讼的关系的资料；
（四） 关于需查找或者辨别的人员的身份及下落的资料；
（五） 关于需勘验或者检查的场所或者物品的说明；
（六） 希望在执行请求时遵循的特别程序及其理由的说明；
（七） 关于搜查的地点和查询、冻结、扣押的财物的说明；
（八） 关于保密的需要及其理由的说明；
（九） 关于被邀请前往请求方境内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和费用的说明；
（十） 有助于执行请求的其他资料。
四、被请求方如果认为请求中包括的内容尚不足以使其处理该请求，可以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五、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和辅助文件，应当附有被请求方文字的译文。
第五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及时执行协助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以按照请求方要求的方式执行协助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当将执行请求的结果立即通知请求方。如果无法提供请求的协助，被请求方应当将原因通知请求方。
四、向请求方提供协助时，被请求方可以使用本国官方语文。
第六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要求，被请求方应当对请求，包括其内容和辅助文件，以及按照请求所采取的行动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就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当随即决定请求是否仍然应当予以执行。
二、如果被请求方提出要求，请求方应当对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予以保密，或者仅在被请求方指明的条件下使用。
三、未经被请求方的事先同意，请求方不得为了请求所述案件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使用根据本条约所获得的资料或者证据。
第七条 送达文书
一、 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送达请求方递交的文书。
二、 被请求方在执行送达后，应当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当包括对送达日期、地点和送达方式的说明，并且应当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如果无法执行送达，则应当通知请求方，并且说明原因。
第八条 调取证据
一、 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调取证据并移交给请求方。
二、 如果请求涉及移交文件或者记录，被请求方可以移交经证明的副本。但是，在请求方明确要求移交原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当尽可能满足该要求。
三、 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情况下，根据本条移交请求方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应当按照请求方要求的形式予以证明，以便使其可以根据请求方法律得以接受。
四、 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同意请求中指明的人员在执行请求时到场，并允许这些人员通过被请求方主管官员向被调取证据的人员提问。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应当及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九条 向有关人员调取证据
应请求方请求，任何在被请求方境内的人员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法律提供证言或提供文件、记录或者证据。
第十条 拒绝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可以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依请求方法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或者特权，被请求方应当要求请求方提供是否存在该项权利或者特权的证明书。请求方的证明书应当视为是否存在该项权利或者特权的充分证据，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
第十一条 安排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一、如果请求方请求有关人员到其境内作证或者协助调查，被请求方应当邀请有关人员前往请求方境内出庭。请求方应当说明需向该人支付的津贴、费用的范围。
二、被请求方主管机关应书面记录下该人是否同意前往请求方，并将该人的答复立即通知请求方中央机关。
三、关于邀请有关人员到请求方境内出庭的文书送达请求，请求方应当在不迟于预定的出庭日60天前递交被请求方，除非在紧急情形下，被请求方已同意一个较短的期限。
第十二条 移送在押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一、应请求方请求，被请求方可以将其境内的在押人员临时移送至请求方以便出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条件是该人同意，而且双方已经就移送条件事先达成书面协议。
二、如果根据被请求方法律该被移送人应当予以羁押，请求方应当对该人予以羁押。
三、作证或者协助调查完毕后，请求方应当尽快将该被移送人送回被请求方。
四、为本条的目的，该被移送人在请求方被羁押的期间，应当折抵在被请求方判处的刑期。
第十三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对于在其境内的证人或者鉴定人，不得由于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者不作为而进行侦查、起诉、羁押、处罚或者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也不得要求该人在请求所未涉及的任何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除非事先取得被请求方和该人的同意。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所述人员在被正式通知无需继续停留后15天内仍留在请求方境内，或者离开后又自愿返回，则不再适用本条第一款。但是，该期限不应当包括该人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期间。
三、对于拒绝根据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不得由于此种拒绝而施加任何刑罚或者采取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第十四条 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
一、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查询、搜查、冻结资产和扣押证据材料和物品的请求。
二、被请求方应当向请求方提供其所要求的有关执行请求的结果，包括查询或者搜查的结果，冻结或者扣押的地点和状况以及有关材料、物品或者资产随后被监管的情况。
三、如果请求方同意被请求方就移交所提出的条件，被请求方可以将被扣押的材料、物品或者资产移交给请求方。
第十五条 向被请求方归还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请求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尽快归还被请求方根据本条约向其提供的文件或者记录的原件和证据物品。
第十六条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没收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努力确定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是否位于其境内，并且应当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方。在提出请求时，请求方应当向被请求方说明其认为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可能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
二、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涉嫌的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已被找到，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请求，按照本国法律采取措施冻结、扣押和没收这些财物。
三、根据请求方的请求，被请求方可以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及双方商定的条件下，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的全部或者部分或者出售上述资产的所得移交给请求方。
四、在适用本条时，被请求方和任何第三方对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法律受到尊重。
五、为本条约的目的：
（一）“犯罪工具”是指用于或者准备用于实施犯罪或者与实施犯罪有关的任何财产；
（二）“犯罪所得”是指通过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或者获得的任何财产。
第十七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一、曾根据本条约提出协助请求的一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请求，向被请求方通报协助请求所涉及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二、一方应当根据请求，向另一方通报其对另一方国民提起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第十八条 提供犯罪记录
如果在请求方境内受到刑事侦查或者起诉的人在被请求方境内曾经受过刑事追诉，则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向请求方提供有关该人的犯罪记录和对该人判刑的情况。
第十九条 交流法律资料
双方应当根据请求，相互交流各自国家现行的或者曾经实施的与刑事司法协助有关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资料。
第二十条 认证
为本条约的目的，根据本条约转递的任何文件无须任何形式的认证。
第二十一条 费 用
一、被请求方应当负担执行请求所产生的费用，但是请求方应当负担下列费用：
（一）有关人员按照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前往、停留和离开被请求方领土的费用；
（二）有关人员按照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的规定，前往、停留和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津贴和费用，这些津贴和费用应当根据发生地的标准和规定支付；
（三）鉴定人的费用和报酬；
（四）笔译和口译的费用和报酬。
二、请求方可以根据要求，预付由其负担的费用、津贴和报酬。
三、如果执行请求明显地需要超常性质的费用，双方应当协商决定可以执行请求的条件。
第二十二条 其他合作基础
本条约不妨碍任何一方根据其他可适用的国际协议、本国法律、或者任何可适用的安排或者惯例向另一方提供协助。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一、由于本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由双方中央机关协商解决。
二、如果双方中央机关不能达成协议，有关争议应当通过外交途径，由双方谈判解决。
第二十四条 生效、修正和终止
一、一方根据本国宪法和法律完成为本条约生效所需的一切必要程序后，应当通过外交照会通知另一方。本条约自后一份照会发出之日起第30天生效。
二、本条约可以经双方书面协议随时予以修正。此类修正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同程序生效，并构成本条约的一部分。
三、任何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条约。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第180天生效。
四、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请求，即使有关作为或者不作为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制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
李金章 马杜罗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确定
——以美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
□刘宏渭 山东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是指当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主体。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着眼于“商业性的销售者”，通过《侵权法重述》和判例，逐步扩展了商业性销售者的范围。而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正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营利性行为的商主体，确认产品责任之责任主体的依据恰是商法效益至上与民法追求公平这二者之间的博弈。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产品极大丰富，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事例也层出不穷，产品侵权责任也就应运而生。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产品责任制度的美国，通过司法判例以及示范法的方式创立了科学的产品缺陷认定规则。1964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适应当时社会经济背景，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归则原则，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也随之盛极一时。但随着在产品责任领域严格责任日益向绝对责任转化，产品责任危机出现。为了平衡保护消费者与制造商的利益，美国的司法判例开始了对产品责任回归过失责任的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莫过于1997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的问世。它明确规定了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缺陷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和认定规则，并最终明确规定了产品售后警示义务和产品召回义务。产品缺陷制度的诞生以及发展的历程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演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产品致害责任从合同责任向过失责任再到严格责任的发展，产品责任构成的核心要素也先后完成了从契约到过失、担保再到缺陷的演进。此后，与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向过失责任“软化”相伴生，缺陷也逐渐融入了许多过失的韵味，同时又表现出了与担保的兼容。
一、美国法关于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规定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对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有了新的扩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足以引发如今所说的“产品责任”的唯一交易是商业产品销售。根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规定，“产品责任”在严格责任及担保责任之下，对于任何商业上的销售者（any seller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goods of that kind）均适用。该款中包含了一个关于谁符合“销售者”（one who sells）条件的问题。此种将产品责任主体限制在销售者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担保法中的无过错责任的渊源，而担保法传统上仅关注销售事务。在严格责任的发展形成时期，法院将产品责任扩大到了非销售交易，但总是视同销售交易。（注：1964年通过的《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的适用局限于“销售缺陷状态的产品的人或公司……”，之后法院开始将因产品缺陷所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涉及产品分销的一些非销售性商业交易。）然而，“销售者”的范围涉及哪些主体，确是一个适用产品缺陷责任的重要问题。从《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将销售者进一步区分为生产性的销售者和非生产性的销售者。但不管是哪一种销售者，法院均认为其从事了商业性销售行为，并且因其商业性的产品销售导致了受害人的伤害。这样一来，如果产品构成了受害人的伤害原因，那么，销售链上的任何销售者（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对于缺陷产品的销售都应承担责任。具体而言：
第一，产品制造人。生产商通常是销售者，因为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虽然一般不是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产品制造人负“严格责任”之基本理论，是因为消费者的损害来自产品制造人造成的危险而且制造商从交易行为中获取利润。新产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是一样。“产品责任”系保障消费者能安全地使用“产品本身”；而商业上销售商品的方式有贩卖、出租、赠与及提供服务等。多样化的行销方法，自然会产生上述多种形式的销售者，当造成消费者损害时，是否均适用“产品责任”的问题。因此，除产品制造人外，需对多种形式的销售者予以说明。
第二，动产经销商或零售商。在1975年的“彼得森诉卢·巴赫罗德雪弗兰公司”（Petersonv．Lou Bachrodt Chevrolet Co．）一案中，造成原告损害的是一辆1965年制造的二手汽车的瑕疵，原告诉请法院请求被告（销售二手汽车的经销商）负“产品责任”。法院认为，经销商承担“严格责任”的基本理论，是由于在市场销售过程中，经销商与制造商一样负有确保产品安全的责任，因为经销商或零售商通常是接受制造商生产的成品后，转售消费者而获取利润的。当该种转售是“商业上的销售行为”时，即应被课以严格责任。而如果经销商造成的损害是因为私人交易或超出通常业务的范围，则只能以“过失责任”予以论处。[1]
第三，零件制造商。零件制造商的严格责任是晚近美国法院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注：最早的零件制造商案例是1963年“哥德堡诉考斯曼仪器公司”（Goldberg v．Kollsman Instrument）一案，因飞机爆炸造成原告死亡，而原告要求制造瑕疵的飞机高度测量器（a defective airplane altimeter）的零件商负担保责任。）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当零件的瑕疵离开制造商时已经存在即可。《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A项评释B认为，如果零件制造商能够预见或知道产品瑕疵不适合使用目的时，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动产出租者。严格产品责任范围最重要的扩展是将商业产品出租者归入供应商一类，使其对产品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得以确认。（注：一队卡车的商业出租人对租赁人的驾驶员——雇员遭受的伤害承担严格责任。参见Cintrone v．Hertz Leasing＆Rental Serv．，212 A．2d 769（N．J．1965）。）法院在原则上依赖默示担保概念，其结论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商品适用性的默示担保，而且它至少与新车制造商所承担的相同”。此外，法院对多种产品的商业出租人课以严格责任，例如，飞机、工具、帆板等。但与商业出租者不同的是，金融出租者在没有积极参与背后的商业产品销售时不承担严格责任。其原因在于“（一个）金融出租者不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或营销。金融出租者从事资金流通的业务。此种活动不可能使消费者产生对商品安全性的合理依赖。”[2]（P411－412）
第五，不动产销售者。传统上房东是不对房屋的潜在缺陷承担严格责任的。迄今为止，这仍是大多数州的规则。但是，一些州却判定房主对房屋的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史皮尔诉维特森公司”（Schipper v．Levitt＆Sons．Inc．）一案中有所体现。（注：该案中，被告是房屋的销售者，法院要求被告必须确保房屋的“安全居住性”（Habitability）。但该案中法院还要求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契约关系（Private Requirement），受损害者是房屋的实际购买者，被告是真正制造者，应对出售之不动产瑕疵负“担保责任”或“严格责任”。）
第六，提供服务者。有一些通常意义上的“销售者”，由于他们是（至少部分是）“服务提供者”而不仅仅是“销售者”的缘故，而被免除了严格责任的适用。但实际上，并没有规定统一的检验标准决定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任何给定的销售——服务结合体。这种与销售——服务结合体有关的又被称为混合性案件，其较多出现在医疗场合。在美国，药店销售药品，其销售人员被认为是提供专业技术的服务人员，不受严格责任的调整。[3]其他如化学制造业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业，也不适用严格责任。但是，1974年美国新泽西最高法院在“洛娃度假农场诉美国投资者保险公司”（Rova Farms Resort，Inc．v．Investors Ins．Co．of American）一案中，（注：参见：《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案例汇编》第124卷第250页（Rova Farms Resort Inc．V．Investors Insurance Co．124 N．J．Super Page 250）。）认为若保险公司拒绝给与保单持有人希望取得少于保单限制的赔偿和解，投保人可以“严格责任”控告保险公司。
二、课商业性销售者以严格责任的依据
综观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商业性销售者负担产品缺陷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是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对缺陷产品的商业性销售者课以严格责任的依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庞德曾经说过，“正义一词不止有一种含义，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4]侵权行为法在归责原则上的历史发展，也正是人类正义理念的逐步发展过程。近代侵权责任法以过错责任居支配地位，到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共同构建责任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侵权责任法的进步。从法哲学的角度观之，过错主义原则充分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和新兴工业社会在侵权行为法中的体现，而无过错原则充分宣示了社会本位的正义观。“法律是人的创造物，只能根据人的理念，也即创造目的或价值来理解。”[5]正义是任何法律制度存在的首要价值，原因就在于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存在，需要决定其价值等级。法律通过划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协调他们的关系，解决他们的矛盾。庞德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认为不能用硬性指标来评价这些利益，某些利益在某一时期有优先权，而其他利益在其他时期则应受到优先照顾。三种利益中，庞德认为社会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应以社会利益为标准，划定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以使其矛盾和冲突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一境界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正义。[6]具体到侵权行为法领域，其正义理念的体现就是应以社会利益作为明确责任的基础。
其次，推动严格责任的“利益说”、“危险说”等是严格责任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上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的话，“利益说”和“危险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严格责任原则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利益说也称报偿责任理论，其观点是，获得利益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类从未遭受过的危险或公害是由企业所产生，当由企业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进一步言之，企业因从事危险性事业而获得利益，对因其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危险或公害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在情理之中；企业在赔偿后，又将损害赔偿额纳入生产成本，转嫁到利用企业产品的公众身上，由企业产品的最终用户承担，这样也不影响企业的创新力或生产积极性。根据利益说，在企业无利益或所获得的利益不足以赔偿损害时，即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危险说或称危险责任理论认为，一个为自己利益而自愿经营某项事业的人，应当承担由该事业性质导致的相关风险。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使人们时刻生存在危险中，生产者、销售者既然制造了危险的来源，就应对此负严格责任。（注：参见：陈界融：《中国民法学·债法学源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刘士国：《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无论利益说抑或危险说，在立法上均体现为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是法定的，不允许类推扩大。
再次，严格责任体现了商法上的维持交易安全原则。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法以规定私人之间的带有私权性质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因此，商法和民法共同构成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代国家受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影响，对于私法关系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自由放任主义，而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而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现在商法中，即各国商法对商行为的强行性的法律控制。商行为后果承担上的严格责任主义属之。[7]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与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并无二致，但是其适用范围较之民法尤其广泛，应将其理解为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较之于一般民事主体更为严格。商事交易的严格责任主义，主要包括普遍连带责任和广泛无过错责任。商法上的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具有典型意义的当属公司法上的连带责任。如无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对于公司债务负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违反法律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负责人与公司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公司未能成立者，其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对于公司设立所为之行为所需的费用，均应负连带责任。此外，还有票据法上的连带责任等。对于企业及其活动，商法多采无过错责任。如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危险作业给周围环境或他人造成损害的责任。商法上的严格责任在产品责任领域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产品责任实际上就是商法的问题而不是民法的问题。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与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恰为呼应。
三、我国产品缺陷责任的立法进步性及完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章用了7个条文规定了产品责任。我国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立足本国国情，并充分借鉴了他国的先进经验。其中，英美法对我国法律发展具有实质的相关性和可借鉴意义。《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部分，对我们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意义重大。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较美国法有其进步性，但仍有需借鉴之处。
第一，关于产品责任主体的范围。我国法律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更加明晰，易于操作。我国《民法通则》将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共同列为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而将有过错的运输者、仓储者列为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侵权责任法沿用了这一做法，并在条文之间体现出递进层次。首先，生产者应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严格责任，而销售者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仅在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情况下，推定其有过错，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当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因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而致人损害时，才承担过错侵权责任。再次，为便于受害人得到救济，我国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均作为直接责任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在产品责任主体的确认方面，尚有美国判例法确认的市场份额理论（market share liabil-ity）可资借鉴。实践中，大多数产品责任案件的受害人能够正确地确认产品的生产者，并依法向其主张损害赔偿。但在某些案件中，受害人虽然能证明损害是由于使用某一特定缺陷产品所引起的，却难以确认该产品的生产者，因为同时有多个生产者生产同类产品并投放市场。由于市场份额理论以被告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责任分担的依据，颇具实质意义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所占市场份额越大，其所获利润越多，其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也就相应越大。[8]尽管迄今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受理过类似案件，但美国相关司法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规定为责任主体，而将对生产者的确认义务归于销售者，也起到了较有力地保护受害人的作用。
第二，医疗责任中的产品责任主体。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该项规定中，明确了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均符合产品的特征，而且医疗机构提供该类产品以营利为目的，因此，该类产品适用产品侵权责任的规定。而患者向医疗机构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的，相当于向产品责任中的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其求偿救济手段与产品责任相同。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和医疗机构不得以自己无过错主张免责。即使医疗机构（销售者）无过错，也应首先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该条同时还规定了患者输入不合格血液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的赔偿问题。血液及血液制品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密切相关。输血感染是血液及血液制品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最重要的形式，近年来，输血感染的实例在国内外日渐增多。在美国法上，虽然人类血液与人类组织器官都满足有关对“产品”界定的形式要件，但其被特别排除在《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之外，原因在于，近年来的立法和法院得出的相同结论是，考虑到在人类血液及其组织的获取性背后的公共政策，与供应他们带来的固有风险相比更为重要。因此，在几乎所有的州，人类血液与组织的供应者的责任都通过立法得以限制。[2]（P392－294）不过，人类血液及人类组织器官的供应者可能因为其对待和管理该产品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承担过失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将血液及其制品作为产品，医疗机构和血液提供机构对输血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感染引起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输血者这一相对弱者的身体健康权。作此规定，同样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第三，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产品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责任根据是建筑承包商违反国家强制性的安全标准导致建筑物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只要此缺陷建筑物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倒塌造成损害，即应由建筑承包商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考虑建筑承包商是否具有过错。因此，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应属严格责任。这与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无过错责任，是同一道理。（注：参见：梁慧星《〈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的评析与修改建议》，2009年11月15日于山东大学法学院所作之学术报告。）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有学者认为，鉴于不动产与动产仅存在形式上的区别，不动产也完全具备产品的要求。在我国房地产商品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房屋建筑质量问题日渐增多，为了更好地保护不动产购买者（或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将不动产纳入产品的范畴。[9]美国侵权法上对不动产的产品侵权责任未加限制，但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只是法院通常会在买主或承租人因卖主或出租人提供的具有缺陷的房屋或建筑物受到损害时，要求卖主或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我国立法更具进步性。
注释:
[1]刘文琦．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