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49号
《葫芦岛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经2003年5月26日葫芦岛市第二届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葫芦岛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条 为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行为，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辽中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拆迁当事人包括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单位。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所有人。
第四条 城市房屋拆迁应遵循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旧区改造，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等管理原则。
第五条 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是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县—<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及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土地、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林业、水利、农村经济发展、民政、物价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做好工作。
第二章 拆迁资质和程序管理
第七条 拆迁人应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房屋拆迁行为。
第八条 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需向当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屋拆迁申请书；
(二)建设项目批准证件；
(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规划图粕拆迁现状图；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证件；
(五)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
(六)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包括拆迁范围、户数、期限、实施步骤、补偿方式、测算方案及安置住房的来源、扩初图、区位、安置时间等;
(七)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
(八)房屋拆迁工程安全监督申请受理书 。
(九)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定的其他资料。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申请事项的审查。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伪造、转让、出租、出借《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十条 拆迁人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暂停办理通知书》，《暂停办理通知书》；应当送达有关单位，并向社会公布。
《暂停办理通知书》应载明暂停事项和暂停期限；暂停期限不得超过一年。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迂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暂停期限内，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房屋买卖、租赁、分割及新建、扩建、改建房审批；
(二)居民常住户口迁人、立户等；
(三)核发营业执照；
(四)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及用地审批；
(五)企业转制、出售、租赁、承包、兼并等。
第十一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栽明的拆迁人、被委托拆迁的单位、拆迁范围、搬迁期限、停水、停电、停天然气、停止供暖等事项予以公告。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搬迁期间，公安、城建、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文化、教育、邮政，电信、供电、供水、供气和广电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和管理权限及时办理迁移、变更等相关事项。
第十二条 拆迁人应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拆迁。需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 5日前提出延期拆迁中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三条 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备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
拆迁人或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固定的办公场所 ;
(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三)有与承担的拆迁业务相适应的资金和技术、经济、财务等管理人员
(四)实施房屋拆迁的人员，需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专业及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和考核考试合格并取得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发放的《拆迁上岗证》；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四条拆迁人委托拆迁的，拆迁人应与被委托拆迁的单位签订拆迁委托合同，并将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被委托拆迁的单位应在委托合同范围内履行职责，并接受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监督。
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订立书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实行货币补偿的，应当约定拆迁补偿金额、付款方式、付款期限、搬迁期限和违约责任以及需约定的其他内容。
实行产权调换的，应当约定调换房。屋的位置、房屋面积、产权调换差价款、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金额及支付期限、对原房屋承租人的安置以及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六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应具备拆迁资金和安置房屋。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存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指定的银行，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拆迁人，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三方应当签订拆辽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管协议，明确拆辽补偿安置资金的使用程序、违反协议的法律责任等。
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作为安置房源：
(一)不符合国家房屋质量安全标准的；
(二)不具有合法产权或者权属有纠纷的；
(三)房屋无直接采光和存在异型房间的。
第十七条 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居住在拆迁范围外的，由其代理人、房屋使用人负责通知该房屋所有人办理拆迁补偿安置手续；属于空置房屋的，由拆迁人负责通知。
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时，仍无法通知到被拆除房屋所有人的，拆迁人应对被拆除房屋做好勘察记录，向公正机关办理证据保全、补偿费提存，并提出对房屋使用人的临时安置方案，经拆迁管理部门核准后，可先行拆迁。
第十八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迂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子执行。
第十九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迂补偿安置协议的，或拆迁当事人一方拒绝商谈补偿安置事宜的，经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二十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粗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贵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电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正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一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和文物古迹的房屋。伟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在拆迁期限内依法转让房屋坼迁权的，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变更手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将变更后的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相关内容予以公告。
房屋拆迁权转让人未履行完毕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或者裁决载明的有关义务的，由受让人继续履行。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将转让的有关情况书面通知被拆迁人。
第二十三条 实施房屋拆除施工单位应取得《拆除施工许可证》，并将制定的房屋拆除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四条，拆迁人应当及时整理、保管好拆迁档案资料，并在完成拆迁后30日内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移交拆迁档案资料。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有关城市建设档案管理的规定,整理、保管好拆迁档案资料，为社会提供服务。
第三章 拆迁补偿和安置管理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或被拆迁房屋承租人应当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二十六条 拆迁具有《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以货币补偿方式为主，也可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第二十七条 被拆迁房屋的用途按照《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设计用途确定；有异议的，按照房屋产籍登记卡记载的设计用途确定。
房屋拆迁前正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或《房屋所有权证》记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的，由房屋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在收到当事人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认定书。
第二十八条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照被拆除房屋的重置价结合剩余使用期限予以补偿。
第二十九条 实行货币补偿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成新程度、建筑结构形式、拆迁时点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其中住宅房屋由市、县房地产评估专家委员会(以下 简称评估委员会)按照上一年度住宅房屋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结合供求关系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确定不同区位、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住宅房屋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格，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房地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按照评估委员会的评估结果，结合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成新、楼层、朝向、环境、使用率等因素，确定被拆迁住宅房屋的补偿面积单价。
被拆迁的住宅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等于补偿面积单价乘以被拆迁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
评估委员会由3名以上国家注册的房地产估价师组成。
第三十条 拆迁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被拆迁人房屋进行评估。
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由评估委员会裁定。评估委员会应当对评估机构所采用的评估依据、评估方法和计算过程进行裁定。
评估费用由拆迁人承担。评估委员会裁定费用：裁定原评估结果有效的，由有异议方承担；原评估结果无效的，由评估机构承担。
第三十一条 评估委员会建立前，由房地产评估机构继续履行房地产评估工作。
第三十二条 拆迁住宅房屋，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差价。
第三十三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应当按照货币补偿金额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结算差价。
第三十四条 拆迁公益事业单位的房屋，由拆迁人按照原房屋性质、结构、规模、建筑面积给予重建，不能重建的，按照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货币安置。拆迁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五条 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协议。
第三十六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优先就地安置房屋应符合国家设计规范和质量安全标准；因特殊原因，不能就地安置的，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可以实行异地安置。
拆迁租赁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不低于原房屋价值并且使用面积不少于原房屋使用面积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应当接受拆迁人的安排。
第三十七条 拆迁公有住房，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产权后，进行补偿、安置：
(一)房屋承租人购买公行住房后，取得房屋产权；
(二)房屋承租人没有购买公有住房，被拆迁人支付产权调换差价，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重新建立租赁关系的，产权属被拆迁人所有。
第三十八条 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抵押人和抵押权人重新设定抵押权或者达成债务清偿协议的，拆迁人应当按照达成的协议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实行产权调换；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不能重新设定抵押权或者不能达成债务清偿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货币补偿，并将补偿款向公证机关办理提存。
第三十九条 拆迁无产权证明、产权人下落不明、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人或因产权关系正在诉讼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对被拆除房屋进行勘察记录，到公证机关办理补偿款提存公证和证据保全手续，并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
第四十条 拆迁具有《房屋所有权证》的住宅，被拆迁人他处无住房且经济特别困难的，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支付的差价款给予适当减免。具体办法由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制定。
第四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一次性支付搬迁补助费，标准为：按原房屋所有权证所载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元。
拆迁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为：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按原房屋所有权证所载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5元：被拆适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住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拆迁具有房屋所有权证非住宅房屋(特指门市、商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按原房屋所有权证所载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确定。
拆迁营业性房屋的，按营业执照注明的从业人员，每人一次性发放停业补助费600元。
第四十二条 拆迁企事业单位的非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按下列规定计算补偿费：
(—)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残值给予补偿；
(二)因异地迁建而发生的征地费用或调换原面积土地所发生的费用；
(三)需货物运输和设备安装的，按有关规定的价格计算的费用；
(四)因拆迁造成企业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按上一年度社会平均月工资额的标准，对参加劳动保险一年以上的每位职工：—次性发给12个月停业补助费；使用人与房屋所有人分离的，一次性发给每位职工6个月停业补助费；
(五)按被拆迁单位上一年税后利润总额的10％。
第四十三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支付货币补偿款和房屋调换差价款的时间，应当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未约定的，应当在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搬迁原址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
第四十四条 拆迁人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后，被拆迁人应当将《房屋所有权证》交拆迁人保管，拆迁结束后1 5日内由拆迁人移送房地产登记机构予以注销。
第四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行为，按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辽宁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罚则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执行中酌具体问题由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2001年5月22日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葫芦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3年5月26日印发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