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牵动着亿万人心，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牛肉膏、三聚氰胺奶粉……，恶之花遍地泛滥，每一次问题食品的曝光似乎都在考验着公众忍受的极限。“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信力，因此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甚至《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死刑，此外还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保障食品安全甚至已被写进了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上升到人权保障的高度。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明明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何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当前问题食品的大规模泛滥，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日趋分化，道德与自我约束机制失灵，而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尚未建立的必然产物。表面上看，食品安全直接涉及法律及法律的实施，是一个执法不严的问题，深层次探究则直指制度和人心，并非简单地通过一纸法令或执法部门的专项检查所能解决，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是一个典型的“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的问题。
一、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一）食品安全的时代背景
1.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当前，我们所处住的是一个大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业时代，在农业时代自己可以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食品，或者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足以保证食品的安全。事实上，今天我们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蔬菜和大米的农药、重金属是否超标？不知道火腿、罐头是否有毒？因为这些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因此，如果政府监管缺位，食品领域容易发生假冒伪劣泛滥的结果，严重者甚至会陷入“互相投毒”的囚徒困境。[1]
2.全球化背景下小农生产的困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数亿的小农被迫卷入市场的洪流。由于自身力量的微薄，大企业压迫小生产者，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是普遍的现象，出现质量问题则把处罚风险推向农户和中小供应商。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虽然近年来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补贴，但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投毒”。[2]
3.消费方式超前于经济水平带来的伪劣商品泛滥。当前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市化、大众传媒、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递着“文明的”、“时尚的”消费方式，刺激着公众的消费欲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悬殊，公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被“拖拽”进入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消费（例如，红酒、牛奶等食品），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遂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区域。
（二）客观上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非监管所能解决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所面临的已非一城一池的失守，而是普遍的溃败，有毒食品大规模的泛滥已绝不能仅仅归因于监管不力，因为面临如此的规模，仅凭通过监管来阻却已回天乏力。据学者研究，产生问题食品的原因主要有三种：[3] 1、技术的缺乏和无知引起的食品不安全。如某种添加剂或某种物质，在当下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在将来发现这些原本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或物质是有高度风险的。例如，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最早都曾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在一些专家对其益处的鼓吹得到了政府认可从而获准推广应用之后，其害处才被受害的公众以及另一些专家揭露出来。2、土壤、水资源污染等人类的行为，通过食物链传递间接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带来的困境。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这种“公有私营制”的缺陷亦明显，由于承包期短，一些地方还经常调整，“无恒产，则无恒心”以及分散式经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模式。第二，由于以GDP为导向的畸形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热衷招商引资，一些污染工业在“招商引资”的保护伞下纷纷进军农村，一些农村成为工业污染的重灾区，粮食被污染是必然的结果。3、故意人为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食品安全并非简单地监管问题，食品监管主要针对的是上述第3种情形，即故意的、人为制造的风险，而对前两类技术风险以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仅靠食品监管部门所能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
（三）主观上问题食品泛滥的根源在于权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权力万能的思维，出了问题即怪政府没有管好。孰不知公权力往往恰恰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政府扩权，社会空间、市民自治领域必然缩小，管制需要巨大的成本，特别是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必然带来权力寻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监管越严格，食品卫生问题反而可能会越严重。
1.权力的缺位。首先，谈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无法回避“特供”这一长期以来一直隐性存在的制度。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很多问题必须引起高层的“痛感”和关注才能解决，但“特供”使高层权力缺乏对食品安全问题深切的“痛感”。近年媒体报道，一些政府部门雇人种蔬菜专供机关食堂，这释放出这些政府部门放弃了食品安全严格监管职责的信号。其次，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执法环节，虽然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工商、卫生、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执法机构，但由于这些部门的机制、职能并未理顺，其结果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指出的那样，“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2.权力的越位。（1）权力垄断经济。目前我国整个市场环境非常恶劣，能赚钱的行业大部分已被行政垄断起来，由于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在食品等开放的领域内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高油价及高额路桥费带来高额的物流成本，以及市场的摊位费、超市的进驻费等等，使食品企业经营艰难。为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色香味要求，商家不惜添加有毒的添加剂。众多的大小食品企业造假、劣质事件影射出我们经营环境已经超越了底层的生存压力，不造假、不黑心就经营不下去的地步了。（2）税费过重。税费过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套在经营者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事实上，中国目前可以收取的各种税费如果合法足额交付的话，这个公司或者企业在市场上必然因不堪重负没有竞争力而倒闭，因此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但这又使有关部门掌握了“选择性执法”的“合法伤害权”。近年来由于“金税工程”等税收电子化工程的普遍应用，偷逃税困难了，原税制的高税负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则为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期间，众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政府财政收入吃紧，税务部门遂开始“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有竭泽而渔之嫌。（3）“罚款经济”驱使有关部门“养鱼执法”。长期以来，一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财政不全额拨款，要靠“创收”来自行解决，很多监督部门背后，都有一条潜在的执法利益链，这种公权力直接牟利的体制性寻租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罚款经济”。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些行政机关已从“钓鱼执法”过渡到“养鱼执法”，主动担当犯罪企业的“保护伞”，明码标价出售“违法权”，收取“保护费”。 [4]
二、现行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1.治理模式的缺陷。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上，采取的仍是传统的严刑峻法式立法、运动式执法的模式，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权力主导的专政思维。这种模式看似严厉、声势浩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1）《刑法修正案八》在量刑上对食品造假作了严厉的规定，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立法者意图通过严刑峻法刑法威吓的功能，以期收“毕其功于一役”之效。但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作为理性人与经济人，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的角度，制裁所达到的社会效果，通常适用以下公式，即制裁震慑的力度乘以制裁实际发生的概率，如果被查处的概率较低，那就仍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2）长期以来，以高调的政治口号为符号特征的治理，空洞无物的政策宣传，代替了政府部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的努力。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监测手段落后，热衷于传统式、突击式、运动式的检查，监管监测工作不能全程化、日常化。[5]往往一次大张旗鼓的“运动式执法”后，不良企业躲过风头，很快死灰复燃。
2.价值理念的偏颇。长期以来，一直将效率、稳定的价值置于权利、公平、正义等价值之上。我国一直是将“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作为政绩来宣传的，传统的观念是，解决十三亿人口温饱是个大问题，至于如何吃好、吃的安全是其次。这种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1）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是将该类犯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处理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危害。（2）立法将“政治影响”、“外部形象”、经济效率等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导致事实上内外有别的食品标准。[6]（3）对违法企业惩罚过轻，《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也仅仅是区区的十倍，不足以惩戒违法企业。在这样的制裁措施面前，一些人作出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即造假或在食品中掺入违法添加物。
此外，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只管GDP和维稳，荒废了社会治理。正如笑蜀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体制框架，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在过去，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在当下，它主要是为GDP服务，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7]由于GDP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纷纷开展GDP锦标赛，将“赢利”放到了首位，一切让位于GDP，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公共治理的职能，对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利益的“利税大户”，极尽保护之能事。[8]更为恶劣的是，一旦当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曝光，当地政府往往却以“维稳”为借口，封锁消息，甚至干预司法审判。由于企业与官员的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例如2008年那次所有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政府官员和失职的监管人员，行政处分、降级处理者众，但获刑者少，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头过后一些被处分的官员又被任用而异地为官，因此法律对违法企业、对监管失察者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制度安排的失当。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改变，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分割设计，部门之间合作和协作机制的缺失，并没有驱使各监管部门很好地去履行其应有的责任。除了在运动式执法期间这些部门之间会有一些短暂的协作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政府治理中常态的合作关系。同样严重的因素还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现在，各政府监管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它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有利可图时，相互争夺管辖权；在无利可图时，则玩起踢皮球的游戏。
4、社会被管制的困境。食品安全是具体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与消费者的共同参与，需要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体制，惟如此才能使造假者一经发现即得到及时的曝光受到法律的严惩。事实上，20世纪作为消费者运动的世纪，在西方19、20世纪初亦曾经历过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西方通过消费者运动揭露问题，并逐步通过立法、司法等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包办一切，事无巨细，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我国消费者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甚至作为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协会亦为官方所包办，因此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无法深入人心，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兴起大规模的消费者运动。事事依赖政府，但政府不是万能的，甚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严刑峻法或是对政府监管抑或对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与法治环境下，寄希望生产商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更是根本靠不住的。
首先，科学的政府定位。政府是公民契约的产物，其存在仅具有为民众服务的工具性价值。解决食品安全，首要前提是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特供”。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当作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放弃“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顾一切保增长”的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民众的幸福很简单：生活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增长。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必须回到理性的生存概念，使社会在良性中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与国内食品安全堤坝全面溃败、诸多大超市出售的食品、大品牌甚至“国家免检产品”都已沦陷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国内生产，我国出口的食品却鲜见安全问题。[9]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食品的生产技术，而在于忽略了社会治理。因此，一方面，应当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科学行政体制，防止出现权力部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地位应当中立，必须从赢利性行业退出，将赢利事业交给社会来做，政府的职责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形成，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
其次，建设公民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密切整合，如果仅靠执法者自身，便意味着执法系统会不断地扩大，执法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的食品监督主要是政府动员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模式，这种“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动员型”模式的运作成本巨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需要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可持续的社会动员。因此，必须建设公民社会，给社会松绑，切实落实宪法所赋予的神圣的公民权利，保障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使国民可以和平、理性地反映政治和经济诉求。
第三，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中国商人之所以敢这么黑心，中国人之所以对公共事务普遍漠不关心，直接原因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但责任与权利是一体两面，很少有人能够在无权利的社会一直承担自己的责任。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社会，公民责任感是建立在公正的法律、执法与司法、公平正义为社会主流的基础之上。因此，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知情权、诉权等合法权利，保障私权，建立强大的私权体系，尤其是强大的消费者主权，保护与支持消费者合法的维权行动。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基础上，建立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我监管的连带责任机制。
最后，具体的法律、政策方面的对策。（1）反思土地“公有制神话”。目前土地公有制度，产权的不明确，“公有私营制”的模式，容易导致以邻为壑“互相投毒”的“公地悲剧”。适时调整土地所有权制度，至少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是十分必要的。（2）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同时严格对农产品的检验。（3）目前环保领域普遍存在“两高一低”，即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企业从“经济人”自利性出发，缺乏自觉守法的动力，必须修改环保法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4）《食品安全法》尽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但数额仅有十倍的赔偿，应当修改立法，引入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5）鼓励公众举报食品违法，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重奖。
四川省成都平原耕地保护区耕地保护条例（修正）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成都平原耕地保护区耕地保护条例（修正）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5月28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成都平原耕地保护区耕地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成都平原耕地是重要的粮食、油料等农产品高产基地，必须划定保护区，切实加强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成都平原地区内的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金堂县、双流县、温江县、郫县、都江堰市、彭县、新都县、新津县、蒲江县、邛崃县、大邑县、崇庆县和德阳市市中区、绵竹县、广汉市、什邡县境内平坝和浅丘的耕地，划为成都
平原耕地保护区，具体范围由本条例第八条所列耕地保护规划明确规定。
第三条 使用保护区耕地必须遵守本条例。使用前条所指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土地，按《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保护区的耕地实行全面规划、分等定级、严格管理的制度。
第五条 保护区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对耕地的保护工作加强领导，统筹兼顾，落实责任。
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保护区内各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本条例实施的组织和监督。
第二章 规 划
第六条 保护区的耕地保护规划，应根据耕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并与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村镇规划相协调。
耕地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是：
（一）确定保护的耕地范围；
（二）明确建设用地控制范围和用地规模；
（三）划分耕地保护等级，并分解落实到地块。
第七条 保护区耕地按自然条件划分以下等级加强保护：
（一）有自流灌溉条件的平坝耕地和台地耕地为一级保护耕地；
（二）有水利灌溉条件保证的十五度以下的坡耕地和台地耕地为二级保护耕地；
（三）其他耕地为三级保护耕地。
保护区内耕地保护等级划分的具体标准，由省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前款规定的原则制定，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保护区耕地进行定级。
第八条 保护区耕地总体保护规划，由省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保护区内的市、县两级耕地保护规划，由市、县两级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耕地总体保护规划编制，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保护区内的乡（镇）耕地保护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县级耕地保护规划组织编制，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第九条 保护区的耕地保护规划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
修改耕地保护规划，必须按审批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三章 保护与利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保护区耕地的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增加投入，加强科学研究，建立目标责任制，将保护耕地的责任具体落实到乡（镇）、村、组和承包耕地的农户。
第十一条 在保护区进行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第十二条 征用、使用保护区二级、三级保护耕地，三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三亩以上、二十亩以下的，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审批，三亩以上、十亩以下的，由德阳市人民政府审批；超过上述审批权限的，由省人民政府审批，其中一千亩以上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三条 保护区内一级保护耕地不得用于非农业建设。必须用于非农业建设的，按下列规定审批：
（一）三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二）三亩以上、二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同意后，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审批；三亩以上、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德阳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超过本条第（二）项审批权限的，由省人民政府审批；其中一千亩以上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四条 征用、使用保护区内属城市规划区范围的耕地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经济开发区内的耕地，按《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审批。
第十五条 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需要使用保护区耕地的，城乡居民修建住房和乡、镇、村举办公益事业需要使用保护区耕地的，必须在经批准的城镇（村、镇）范围内进行，按《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审批。
第十六条 保护区内非农业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计划指标控制。计划控制指标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分类编制（不含一级保护耕地在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七条 保护区内非农业建设用地计划控制指标每五年编制一次，由省人民政府逐年下达，分解到县。年度计划控制指标和年度分类计划控制指标不得突破，允许延后到下一年使用。
第十八条 使用保护区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应鼓励建设单位将耕地表层土壤搬运到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复垦耕地。
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耕地，应按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进行复垦。
第十九条 成都平原的河流、渠系，应在河道主管部门、航道主管部门、工程主管部门、工程管理单位指导下，按批准的规划进行综合治理，筑堤护岸保护耕地。
第二十条 保护区边缘的丘陵和低山地区，应根据《四川省长江水源涵养保护条例》的规定，大力发展林木、草类，防治水土流失，为保护成都平原耕地建立良好的生态屏障。
第四章 补 偿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使用保护区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除依照《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补偿、补助和安置外，用地单位还应按照下列标准交纳成都平原耕地保护费。
（一）征用、使用一级保护耕地，一次性交纳征地费总和（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下同）二倍的耕地保护费；
（二）征用、使用二级保护耕地，一次性交纳征地费总和一倍的耕地保护费；
（三）征用、使用三级保护耕地，一次性交纳征地费总和零点五倍的耕地保护费。
建设单位按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复垦耕地的，可相应核减交纳的耕地保护费。
成都平原耕地保护费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支付。
农村居民经批准使用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耕地修建自用住房的，不交纳耕地保护费。
第二十二条 邮电通讯、铁路、公路的线路，城市公用设施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建设等工程征用保护区耕地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免交耕地保护费。
第二十三条 征用、使用保护区内属省人民政府确定的经济开发区的耕地，免交耕地保护费。
第二十四条 耕地保护费由审批用地的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收缴，交同级财政作为预算外资金，纳入农业发展基金统一管理，专项用于土地开发、土地复垦和耕地改造。
耕地保护费，按省10％，市（设区的市）20％、县（市、区）70％的比例分级管理，由财政部门逐级解交。用于土地开发和土地复垦资金的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保护和管理保护区耕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和表彰：
（一）加强科学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保护耕地、节约耕地有重大贡献的；
（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耕地成绩显著的；
（三）落实、完成耕地保护任务成绩显著的；
（四）保护和充分利用耕地、粮食、油料产量稳步增长成绩显著的；
（五）积极检举揭发乱占滥用耕地、破坏耕地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越权审批保护区内耕地的，批准文件无效，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对单位主管人员或者个人给予行政处分。收受贿赂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越权批准占用的土地按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对非法占用土地的单位和企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每平方米十五元以下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的个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新建
的房屋。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未经省人民政府同意非法占用一级保护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耕地，限期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并限期复耕；逾期不复耕的，可处以每年每平方米十五元的罚款，直到复耕为止。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突破非农业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按超过部分加倍扣减下年度指标；其中，突破二级保护耕地控制指标的，按超过的部分三倍扣减下年度指标。对单位主管人员和个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受到限期拆除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对继续施工的设备、建筑材料予以查封。
第三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保护区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决定。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罚款的收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征用、使用保护区内的耕地，本条例未涉及的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第二十二条所称的城市公共设施，是指城市公用道路、公共厕所、公共垃圾场、公用排水管道和公用绿地。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四川省国土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2年1月1日起施行。
附：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川省成都平原耕地保护区耕地保护条例》的决定
（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四川省成都平原耕地保护区耕地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本条例罚款的收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