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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投资关系中，自然人或企业有时出于特定目的或考虑，选择“藏身幕后”，委托他人代持股权，在公司相关文件中记载他人为股东并作成商业登记，造成“名实不符”的现象。公司法律关系本就错综复杂，隐名出资使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增添更多模糊性与不确定性。[1]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又称“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到底谁是公司真实有效的股东，名义股东若自行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受让人可否合法取得，以上问题始终困扰着承载裁判重责的法官，事实上也产生了许多同类纠纷的裁判路径大相径庭的情景。我国某些省市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意见，虽在区域内努力避免“同案异判”，但对隐名出资引发的纠纷到底应该如何裁判，全国范围内从论理、标准到结果都不甚一致。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解释三》”）对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及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制定了统一的裁判标准，但是在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如何认定、特殊类型隐名出资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等问题上未有涉及。本文将通过对《解释三》有关规定的文义解释、结构重塑和理论阐述来进一步厘清司法裁判中对隐名出资纠纷的态度和思路，以期在学术上建立一种针对隐名出资的司法分析框架模型，以与学界、司法界同仁商榷。

一、股东资格与实际出资、记名登记关系解构

公司是社团法人，股权在本质上是社员权，“代表着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永久关系”。[2]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前提。在法律上，资格代表一种社会地位，是由具体的法律关系所引导、产生、确立的主体身份。股东资格就是依据投资活动对特定公司所形成的法人社团组织的社员地位，是投资者权利与义务集中承载的归属对象。基于投资关系的财产属性，股东资格也被看成是公司的所有者地位，具有享有公司盈余分配、参与公司事务决策和获取公司剩余资产的权能。

集结股东群体的投资是公司的一种能力（一人公司除外），因此，股东资格最早产生于与其他股东的共同投资协议。由于公司的成立以注册登记为标志，因而在登记前所谓的股东资格是不完整的“胎儿”身份，只具有受合同法保护的交易地位。股东资格取得的物质基础是股东向公司的出资，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出资行为使得公司和股东之间确立了“血脉”联系。在投资协议上签署姓名或名称并签署公司章程，其后按约定向公司缴付承诺的出资就完全确立了投资者的法律地位即股东资格。但是，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公司通过登记既确认和公示公司成立的事实，同时也把股东资格加以确认。因而，登记机关在完成公司登记的同时对股东身份的登记在实践中也往往被看成是对股东资格的社会认可和政府确认，具有充分的、有效的证明效力。如此一来，认可股东资格的法律事实和行为就比较复杂和多重，比如有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获得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此外还有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投票权、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署姓名、实际获得公司分配、其他股东的确认、接获股东会召集会议通知、曾经以股东名义参加诉讼并被法庭认可、转让股权或行使股东任一权利未遭受其他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反对等。在一项完整的股东资格法律空间内，上述权能的集中或分散的表现是自由的，融洽的，流畅的，不生歧义的。但是，当出现隐名出资情形时，虽然股东的人格没有发生分裂，但各项权能的行使必然不再在履行出资义务一方体现归整统一的结构，[3]极端的状况下甚至看不到实际出资人的影子。一旦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为确认股东资格而发生诉讼，“名”、“实”之争就必然会涉及到对具体权能行使状况的判断，法官兴许要在相互冲突的证据中小心拿捏，直至陷入必须动用自由心证资源的理性纠结。

股东资格的确认不是创设新的法律关系，而是对既有的股东资格在法律上加以审查、判断、确认。从字面上看，隐名出资仅概括了实际出资人“隐名”之单方行为，但其实质为双方的合意，由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中挂名。《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肯定了该类协议的效力，就双方之间的争议，确认可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然而，当实际出资人请求“正名”，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完全剔除名义股东，仅依赖合同法是无法完成纠纷处理的，在公司法框架下不同法官的审判意识会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态度的实质影响，以及在证据效力的把握方向上立场不一，进而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

学界对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哪个为主方面。这里所说的实质要件是股东对公司的真实出资，而形式要件是公司对股东的记载和证明。其他的行为或事实可以分类归属于以上2种情形。持实质要件说者主张只要隐名出资人能够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即可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持形式要件说者坚持以名义出资人为公司股东，但究竟是股东名册还是工商部门登记更具有权利推定力和公示力，又有争议。与这2种学术主张相对应，司法部门的判决也呈现出对两种标准的选择性适用情形。笔者通过对从“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意”检索到的近年来与隐名出资有关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的梳理，发现以实际出资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和以工商登记记载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意见均各有相当数量的判例。近年来随着公司审判实践的演进和丰富，部分省市高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推出了“综合标准”，提出以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应具备的各式要件综合判断股东资格。[4]但问题在于，综合标准只是列举了完整的股东资格应当具备的判断因素，却没有明确在某些因素缺失或者相矛盾的情形下，哪一个或哪一些因素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应该起到决定性作用，无疑于在缺乏度量衡时要求法官徒手掂量案件中各要素的分量。

名义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目的主要在于固化记载事实、认可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后果特别是保障股权流转中的自身利益。实际出资人主张确立其股东资格则产生于对名义股东的信任丧失、双方关系破裂（包括夫妻离婚析产）、为防控未来风险而期望实至名归持股等原由。从公司事业的本质属性讲，资本是公司全部活动得以开始并延续的核心基础，也是股东资格存在的法律前提，是股东权利产生的源泉。简言之，没有出资就不能产生公司，股东资格也就无从谈起。不履行出资义务的个别股东，虽然其股东资格在形式上体现在公司章程和股东间协议中，但其他股东可以将其除名。由此可见，股东的实际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首要条件，股东实际出资成立的证据可以对其他的反向证据形成压制和排斥的效果。《解释三》第23条对股权归属纠纷的规定，说明出资（无论是设立或增资时直接向公司出资还是通过股权转让间接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股东的最终决策权也与股东出资不可分割，若不以自身财产承担风险，行使决策权就师出无名。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是股东资格不可或缺的两面，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对股东的界定，“股东是指股份以其名义注册于公司登记簿者，或者依据公司档案中股份代持人证书明确授权的股份受益人。”[5]实质说和形式说不是必然冲突、非此即彼的，最高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实质要件为准到实质和形式要件兼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2002年最高院在答复江苏高院的请示时称，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间无明确约定一方实际投资一方名义投资，合资协议、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文件均记载名义出资人为股东，且名义出资人实际参与公司设立，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派工作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公司运营，“似”应认定名义出资人为系争股份的权利人。[6]2003年《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区分了不完全隐名投资与完全隐名投资，若公司明知且认可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则可以认定其股东身份。2008年最高院修正了该解释草案，新的征求意见稿不再区分隐名出资的不同类型，规定因股东权益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向名义出资人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但实际出资人若要成为公司登记的股东，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该草案不区分股东权益中的自益权和共益权，以出资为最高原则适用解决隐名投资纠纷，排斥形式要件的考量，实质上会存在偏颇，至少忽视了在部分案例中名义股东实际就是真实出资人的情形。嗣后，《解释三》对此做出了修正。

《解释三》将隐名出资现象中的法律关系分为3个层次，试图将实质说与形式说结合起来。首先，根据25条第2款规定，若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产生对投资收益的争议，以实质要件为准。其次，根据25条第3款规定，在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为变更登记股东身份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对公示文件的信赖以及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与认可。结合《公司法》第33条对股东名册和登记效力的规定，若实际投资人要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必须履行特殊的股权外部转让程序，即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部门登记。再次，在公司及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中，《解释三》虽未明示，但其精神与《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相符，强调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概言之，《解释三》认为，实际出资人对其出资享有受限制的财产权（主要是收益权），但形式要件才是股东在公司行使完全股权的推定依据，特别是管理和控制权利、获得信息和查询公司账簿的权利、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等。随着法律关系从隐名出资协议双方延伸到公司内部，及至公司外部，公共性愈强，形式要件的适用强度愈强。实际出资人欲推翻形式要件，除须证明其实际出资外，还须获得其他股东的多数同意。25条第3款也实际上融入了2003年征求意见稿在实际出资人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管理情形下肯定其权利的思路，不过表达得更为谨慎，因为这种情形下，其他股东通常不会反对实际出资人显名化。

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但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和交易安全，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对公司和第三人确认股东资格具有推定效力。实际出资人可以据其出资请求“显名”，但须补足形式要件的缺陷。《解释三》的上述规定，兼顾“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公司的社团本质和商事交易安全，较为合理，特别是在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安排，实际上导入了有限公司股权外部转让的程序，是非常合理的。隐名出资中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外观均存在瑕疵，若处理不当，就不仅仅会造成股权权属混乱，而且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因此，得慎重审查及裁判。

二、隐名出资的类型及我国特殊事态分析

隐名出资可大致分为2种情形：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仅享有投资收益，股东的其他权利义务均由名义出资人享有和承担，是为完全隐名出资；另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委托名义出资人持有股权，但所有股东权利、义务均由委托方享有并承担，名义出资人仅起挂名作用，是为不完全隐名出资。在笔者所收集的案例中，完全隐名出资的比例较小，不完全隐名出资占多数。在完全隐名出资中，法官应着力探求和推断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是否存在代持股的合意。某些纠纷中，“实际出资人”虽能证明其事实上向公司缴付了一笔现金款项或财产，且该现金款项或财产也确实被公司视为出资处理，但无法证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有代持股的合意，公司也无记载或证明其“实际出资人”地位的相关文件，应当判定该“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仅存在借贷关系。在不完全隐名出资中，公司和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于公司并认可其行使股东权利是法官判断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决定性因素。[7]

根据隐名出资的目的，还可以将其分为合法型隐名出资与规避法律法规型隐名出资。在实践中，有一些隐名出资是由企业改制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如职工持股会、法人股个人持有等，也有不少隐名出资是实际出资人刻意逃避法律限制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规避股东身份限制规范，此类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如何，是困扰法官裁判案件的另一难题。

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外资进入限制类产业须经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禁止类产业因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不允许外资进入。《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院司法解释将强制性规定细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8]《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有关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规定，是为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对禁止类产业，外资一律不得进入，外资与中国企业或自然人签订之委托持股协议，无论其实际上是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该协议都因违反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在限制类产业，若隐名出资是为规避法律规定的程序管制而非实体管制，则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予以当事人补正的机会；若无法补救或当事人不予补救，则应认为合同无效。对其他产业中的外资隐名行为，虽然“三资”企业法规定外国人在国内投资设立企业须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但该规定是对外资进行统一市场监管的管理性规定，法院不宜径行认定合同无效，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征询有关部门的意见，如可以补办审批程序，则可以承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9]实践中亦有不少法院采取前述路径裁判案件。[10]

为遏制以权谋私等贪腐行为，《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实践中有法官认为无论合伙协议、股东协议或租赁合同，若合同一方为公务员，则当然无效，[11]但有的法官主张该规定只是对特定主体的管理规范，不影响私法行为的效力。[12]笔者以为，《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款性质是对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营利性法律行为的实体管制，虽然从规定文本结构无法直接推出上述法律行为的效力，但结合法律的目的，权衡该法条保护的法益与法律行为本身的法益可以决定其效力。公务员明知违法，仍以代持股协议掩盖其投资或经营活动，其行为本身具有恶劣性，并直接关联重大社会利益和公序良俗。若认为禁止其从商的规定一律不影响其从商行为的法律效力，而只通过纪律处分加以抑制，极有可能会使法律防止公务员因从事或参与营利性行为而以权谋私的目的落空。是以，若实际出资人不愿放弃其公务员身份，也不愿终止协议，法院可依据《合同法》52条第4款或第5款判处其隐名出资协议无效。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代持股协议，自始无效并不影响名义股东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也不影响名义股东以股东身份参与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实际出资人有权向名义股东请求返还出资费用，但不能以出资人身份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若名义股东有继续作为公司股东的意思，应当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否则，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可由其他股东购买系争股权。在公司并无其他股东的情形，公司应依法解散、清算，剩余财产归实际出资人所有。

“假如将法律条文用一个图形来表示，这是一个中心部分非常浓厚、愈接近周边愈益稀薄的圆形。在其中心部分，应严格按照条文的原意予以适用，不应变动。如果说中心部分通常可以直接依条文决定的话，则周边部分可能出现甲乙2种结论，难有定论的情形。因此，适用法律时当然要考虑各种各样实质的妥当性，即进行利益衡量”。[13]隐名出资协议效力的认定正是一处边缘地带，即便能够确立较为统一的裁判原则和标准，在具体案件中法官仍要权衡轻重缓急、得失利弊。

我们认为，在审处隐名出资案件中，第一，若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全面复权，替换隐名股东，可径行判决其股权归属，在执行中按股权转让程序处理。第二，在执行上述第1种判决时，由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造成案件胜诉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关系不和，胜诉股东可选择放弃成为显名股东，另外选择经协商由其他股东收购股权、起诉请求公司回购股权、请求司法解散公司等3种方式解决纠纷。我们坚决反对把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当作公司债权处理，因为出资已经结构为公司资本，出资人实际承担了投资风险。事后视为借款既无法律依据，对出资人也非常不公。第三，出资资金虽由出资人直接缴付给公司，但是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以投资为目的的借款协议，加上其他证据证明名义股东就是实际出资人的，当然判决名义股东胜诉。

三、名义股东处分股权法律后果述评

《解释三》第26条规定了有限公司隐名持股情形下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如名义股东转让、质押其名下股权或被用以偿还其债务时通过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参照适用来平衡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其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出发点正确，基本精神合理，但借助《物权法》条款工具的做法有待商榷。

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股东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公司的股东姓名或名称登记是一种公示状态，公示表彰股权的归属，是法律上的有效事实。实际出资人在公司登记中隐其名，必得在法律上承担一种可能丢失财富的风险。在这一点上，政府、社会、公众都有同一的认识。“名义股东”只是与“隐名股东”特殊关系中的私下角色，工商登记中并未说明其“名义”性、股权“代持”性，因此名义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用以抵偿个人债务、设定质押、转让、被法院扣押拍卖，实际出资人都不能对抗交易或获益的第三人，根本不问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也就是说，第三人基于对公司登记的社会信赖，接受名义股东的上述任意一种交易方式，都不存在对毫不知情的隐名股东的权利的侵犯。《公司法》第33条第3款没有对第三人限定“善意”条件，其理正在于此。

在法律法规已对某类情形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立法者可要求对其他类似情形“参照适用”现行规定。该立法技术适用的前提应为，被参照的情形与所参照的情形之间具有法律性质的相似性。从规范结构解释的角度，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情形下物权的得失变更问题。原则上，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若满足3项积极性构成要件，即受让人为善意、价格合理、已经公示时，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解释三》第26条规定，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也就是说，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在性质上属于或至少类似于无权处分行为，意味着名义出资人不是名下股权的所有权人。

法条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一定意义脉络之中。[14]任何制度都应是逻辑自洽的体系，对规则的选择，不仅要看规则本身的品质能否回应实践需要，也要看规则与既有体系内其他规则之间是否相谐。我们认为，《解释三》第26条对名义股东处分行为参照适用“无权处分”的认定，会使《解释三》第25条陷入解释困境。第25条确立实际出资人只基于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出资协议享有收益权，并不具备股东身份；第26条推出名义股东是无权处分人。从形式逻辑上看，非A不意味着B，名义股东无权处分无法推导出实际出资人有权处分，第25条和第26条很难说直接冲突，但这就必然导出一个结论，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对系争股权的所有，均是有瑕疵的。《解释三》中就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作出特别规定，从意图上看，应当是对名义出资人行使处分权心存顾虑，通过《物权法》无权处分规定来赋予实际出资人质疑的请求权基础。然而，撇开第26条限缩《公司法》第33条适用范围的合法性问题不谈，但就向实际出资人利益提供保护的偏向看，无疑将增加第三人受让股权的风险，甚至会引诱实践中虚假诉讼的发生——如股权处分后处分人反悔，完全可能伪造隐名出资协议，出现一个“实际出资人”来质疑处分行为的法律效力。

从学理上讲，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信赖保护，法院对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审判原则，也应落脚于对交易安全和合理信赖的保护。因此，虽然存在体系的不合理性，但法官若能在公司法的具体制度环境中，善加解释与适用《解释三》第26条，仍能殊途同归地平衡对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保护。

法律保护“那种在正常情况下由法律行为而发生的有效地拘束或授权的发生或存续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根据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某项可归责的意思表示，其所根据的只是由其他方式产生的、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15]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是在物权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时，保护对法律规定的特定物权表征形式的信赖。善意取得的两端是真实权利人与信赖物权表象的受让人，涉及2项重大利益——财产归属与安全和交易效率与安全。受让人能否取得所有权，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便是其是否善意。对善意的认定是“协调原权利人与第三人利益的控制阀”，[16]也必须根据权利本质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适应不同的交易环境。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府


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抚州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抚府发〔2007〕3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抚州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九月五日

抚州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完善我市城镇廉租住房制度，保障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等五部局令第120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赣府发[2006]35号）、《江西省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和《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抚府发[2007]6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市中心城区，包括六水桥、西大街、荆公路、青云、文昌、城西、钟岭等街道办事处和抚北、孝桥镇管辖的城区范围。
　　第三条 廉租住房是政府采取租赁住房补贴、实物配租和租金核减等方式，向符合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住房保障范围要根据本市城镇家庭平均住房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由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逐步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本细则所称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住房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本细则所称实物配租，是指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本细则所称租金核减，是指产权单位按照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符合条件现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最低收入的家庭给予租金减免。
　　第四条 抚州市房产管理局负责对全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并具体负责中心城区城镇廉租住房的管理工作。
　　市房产管理局应与市（区）民政局、临川区政府、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等部门组成审核小组，审核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市房产管理局，具体负责对申请家庭的收入、人口和住房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
市财政、国土资源、民政、税务、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以及临川区人民政府和管委会，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做好廉租住房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廉租住房的资金来源，实行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种渠道筹措的原则，主要包括：
　　（一）市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不低于10%的土地出让净收益金；
　　（三）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的全部资金；
　　（四）社会捐赠的资金；
　　（五）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本条第一、二、三项的资金，各相关部门应按年度拨付到位。
　　第六条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的发放、廉租住房的购建、维修和物业管理补贴等，不得挪作他用。
　　第七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房源，主要包括：
　　（一）从经济适用住房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廉租住房；
　　（二）市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
　　（三）市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四）腾出的公有住房；
　　（五）社会捐赠的住房；
　　（六）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实物配租应面向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和急需救助的家庭。
　　第八条 新建的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报建及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一律予以免收；对于服务性收费，应按从低的原则予以优惠；对廉租住房的租金收入免予税收。
　　第九条 新建廉租住房必须严格控制面积标准和装修标准。享受实物配租的家庭只能租住一处与其居住人口相当的廉租住房。
新建廉租住房必须成套建设，基本功能要齐全，面积标准控制在每套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内。
　　第十条 申请廉租住房的家庭，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人均收入在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
　　（二）无房或人均现住房使用面积低于6平方米；
　　（三）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
　　（四）成员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
　　本条第—、二项规定的条件，由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十一条 因无房暂住在单位的办公、业务用房，集体宿舍或借住非直系亲朋家，且本市直系亲属无房或有房但居住困难的家庭，可视为无房。
　　第十二条 享受实物配租的家庭，在入住前对原住公有住房（包括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公房）必须腾出交回产权单位。
　　第十三条 廉租住房保障的工作程序：
　　（一）申请
　　由申请家庭的户主作为申请人；户主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家庭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申请人应当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同时提供下列材料：
　　1、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明或劳动保障部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家庭成员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
　　2、家庭成员的房屋所有权证或租住公房、私房的租赁合同；
　　3、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交验原件，收复印件入档）；
　　4、家庭成员中有病残的，应提供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或残联出具的疾病证明或残疾证明；
　　5、领取并填报《抚州市城镇居民廉租住房保障申请审核表》。
　　申请时间为12个工作日。
　　委托他人申请的，受托人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的委托书及身份证。
　　街办（镇）收到廉租住房申请材料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补齐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即为受理。
　　（二）初审、复审
　　1、街办（镇）委托申请人所在社区居委会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进行民主评议，评议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评议无问题的上报街办（镇）。街办（镇）应在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收入和住房情况进行初审，初审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2、初审符合条件的，以社区为单位予以第一榜公示，公示时间为5天。对有异议的申请人，由街道办事处（镇）组织调查；
　　3、经公示无异议的，报区政府（管委会）复审，区政府（管委会）应在10个工作日内复审完毕。经复审符合条件的，在申请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镇）和所在社区居委会予以第二榜公示，公示时间为5天。对有异议的申请人，由区政府组织调查。
　　（三）审核
　　1、市审核小组办公室收到区政府（管委会）报送无异议的复审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小组可以通过查档取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收入、人口和住房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申请家庭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并对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2、市审核小组办公室应将审核结果在申请人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街办（镇）、居住地或工作单位予以第三榜公示，公示期限为5天。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市审核小组办公室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登记
　　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应当准予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经公示有异议的，由审核小组会同相关办事处（镇）等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经核实异议成立的，不予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登记工作在4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摇号
　　对已登记需要实物配租和租赁住房补贴的申请家庭，由市房产管理局根据当年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和筹措的房源情况，分别确定当年实物配租家庭和租赁住房补贴家庭的户数。当已登记的实物配租家庭和租赁住房补贴家庭户数多于当年确定的实物配租和租赁住房补贴家庭户数时，参照经济适用住房摇号方式进行摇号。摇号中签的为本次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摇号未中签的，轮候等待下次摇号。
　　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且夫妻双方均为残疾的家庭不参与摇号，由市房产管理局根据其家庭人口状况直接配租廉租住房。
　　摇号应公开进行。摇号前应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参加摇号的户数、本次实物配租家庭和租赁住房补贴家庭户数等信息，并由公证机关对摇号结果现场公证。
　　第十四条 轮候期间，申请人的家庭人口、收入和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市房产管理局。经审核后，由市房产管理局对变更情况进行变更登记，不符合实物配租或租赁住房补贴条件的，应取消其轮候资格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我市廉租住房保障人均使用面积标准初次确定为6平方米（包括原住房使用面积），以后由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计算方式：配租面积=[（家庭人口×保障面积标准）-原住房使用面积]
　　低保家庭保障人口以《城市低保金领取证》标明的低保人口为准；其他家庭保障人口以本人与配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人口为准。
　　第十六条 已准予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应当与市房产管理局签订《廉租住房租赁住房补贴协议》。协议应当明确租赁住房补贴标准、停止租赁住房补贴的规定及违约责任。租赁住房补贴家庭根据协议约定，可以根据居住需要，选择适当的住房，在与出租人达成租赁意向后，报市房产管理局审查。经审查同意后，方可与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报市房产管理局备案。
租赁住房补贴家庭所租房屋，租金超过市房产管理局核定数额的，超出部份由其自行承担；低于核定数额的，按实际发生额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租赁住房补贴金额，按配租面积标准每月每平方米使用面积6元的标准发放。
　　第十七条 已准予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当与市房产管理局签订《配租廉租住房协议》。协议应当明确廉租住房情况、腾退住房的条件、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并与廉租住房产权单位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缴纳租金，并按约定期限腾退出原有住房。
　　廉租住房的租金实行政府定价，租金标准原则上由房屋的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因素构成，并与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具体收费标准由市房产管理部门报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
　　确定实物配租的家庭不接受实物配租方案的，原则上不再享有实物配租资格。市房产管理局可视情况采取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或其他保障方式对其实施住房保障。
　　第十八条 已准予租金核减的家庭，市房产管理局应出具租金核减认定证明，由产权单位按提租后的净增租金减免50%，其核减的租金由财政从用于廉租住房的专项资金中补回。
　　第十九条 市房产管理局应当在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实物配租或租金核减后一个月内，将结果在受益人居住地予以公布。
　　第二十条 市房产管理局管理的直管公房，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已不再具有福利性质，其房屋租金除按房改政策对优抚对象和符合本细则规定条件的最低收入家庭予以适当减免外，应按照经营成本合理制定，并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具体收费标准由市房产管理部门报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一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应当按年度向市房产管理局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市房产管理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其申报情况进行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对其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资格、方式、额度等及时进行调整并告知当事人。
　　市房产管理局应当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收入情况和住房情况定期进行核查。
　　第二十二条 廉租住房申请人对市房产管理局的审核结果、轮候结果、配租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第二十三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房产管理局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收回承租的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住房标准租金的差额；或者停止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并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并补交核减的租金，情节恶劣的，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
　　（二）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三）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超出6平方米的；
　　（四）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或用于其他经营行为，擅自改变廉租住房用途的；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内居住的。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各县（区）城镇廉租住房的管理可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由抚州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