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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银行抵押贷款业务中的财团抵押权

肖祖平

（上海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嘉定 201800）

摘要：目前银行在抵押担保业务中采用的是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担保方式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财团抵押权是与一般抵押权不同的特殊抵押权，它既能满足资金提供者的需要,又能满足融资者的需要。我国并没有否认财团抵押这种特殊抵押权的存在，所以在实践中银行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抵押担保方式。
关键词：担保方式 ; 财团抵押 ; 银行贷款担保

1995年6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它是一部规范和调整担保行为的基本法律。这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件大事，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担保法》规定了五种担保方式，即保证、抵押、质押、定金和留置。银行在贷款担保业务中也经常采用这些方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这些传统的担保方式已难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担保制度，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将会有贷款很大的帮助。笔者想在对财团抵押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财团抵押在我国银行抵押担保中的运用问题。


一、 银行抵押担保业务中采用的传统担保方式

商业银行是独立法人，是企业，但它是以经营货币资金授信业务的特殊企业。它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与一般的工商企业有很大不同。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一般要遵循“三性”的经营方针，即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1(商业银行是企业法人，以盈利性为主要目的，能否盈利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体现在资产和负债两方面。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银行持有的资产的变现能力，变现能力高的资产流动性就强。安全性是指银行的资产、收入、信誉等免遭损失的可靠性程度。它既体现在全部资产负债的总体经营上，也体现在每项个别业务上。安全性不仅关系到银行的盈利，而且关系到银行的存亡。事实证明，银行倒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安全性不高造成的。
在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其资产业务，而贷款业务至今仍然是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资产业务，贷款利息收入占商业银行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通过向客户发放贷款，银行可以加强与客户的联系，从而有助于商业银行其他业务的拓展。由此可见，贷款的安全性是多么地重要。那么，银行在贷款业务中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债权不受影响呢?一般银行会采取贷款担保的方式，即由借款人提供财产担保获得银行的资金。随着市场信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担保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原有的担保法规范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1995年6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该法系统地规定了担保法的原则、担保的方式、担保的设立及担保权的行使等一列问题。根据该法，银行可以选择的担保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定金、留置等，实践中银行主要采用的是保证、抵押和质押。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担保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企业需要融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大公司、大企业的技改项目、大型设备的引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等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现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融资渠道解决（其主要方式是申请银行贷款）。但银行也是一个盈利企业（已如前述），它必须注意自己资产的运行安全。如果采用传统方法在企业某个财产上设定抵押权或其他担保物权，担保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银行提供大额贷款的可能性就小。如何解决资金的迫切需求和担保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呢？这就需要采用新型的担保方式才能实现。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浮动担保方式和大陆法系采用的固定式财团抵押方式都能满足这个需求。日本民法则既有固定式的财团抵押权，50年代后又引进英美法系的浮动式财团抵押制度，因此它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正是由于银行贷款业务中采用传统的担保方式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适合的抵押担保方式就显得非常迫切。

二、 特别抵押权中的财团抵押权

我国担保法中的抵押与民法上的抵押是不同的。根据立法和实务，我们可以把抵押权分为一般抵押权和特殊抵押权。特殊抵押权是指法律上有特别规定的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特殊性的抵押权。有的学者是从标的物的性质、类别上去区分一般抵押权和特殊抵押权的。笔者认为我们不应从标的物的类别上去区分它们，因为在我国以不动产为抵押标的以及以其他财产为抵押标的现象都存在，我们不能说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抵押权为一般抵押权，而以动产为标的物的抵押权就是特殊抵押权。通常认为特殊抵押权一般包括共同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财团抵押权和所有人抵押权等。
（一）财团抵押权的概念和分类
财团抵押权是以企业所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的财产整体为标的物而设定的一种特殊抵押制度。这个财产整体是由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财产集合而成的，它是不动产、动产和权利等的组合。企业不动产中的土地、厂房，动产中的机械设备、交通工具以及无形资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中的财产权等均可作为财团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与一般抵押权仅由不动产、动产或权利中的单项构成而不同。财团抵押权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不断地、大规模融通资金而产生的。财团抵押权一般又可分为浮动式财团抵押和固定式财团抵押两种。
浮动式财团抵押普遍运用于现在英美法系国家，产生于英国并以其为代表。因在英国称为浮动担保，所以浮动式财产抵押又称浮动担保。浮动担保的标的物并非特定化，它是就企业财产的全部而设定的，但它不具体确定企业财产中用来担保的范围。它既可以用企业现在的财产作担保，也可以用企业将来取得的财产作担保。在抵押权实现前财团一直处于变动中，财产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而且在抵押权实现前，企业可以就其财产自由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换句话说，浮动担保中的企业财产并不因此受到抵押权设定的影响。
固定式财团抵押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以德国铁路财团抵押为典范。这种财团抵押的标的在抵押权设立时就必须存在且对其价值可以确定。在抵押期间，对财团财产的分离受到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非得到抵押权人的同意，不得将属于财团的组成物件与财团分离。即使被分离，其分离之物仍要受到抵押权的约束。我们通常就称这种抵押方式为财团抵押（以下同）
财团抵押与浮动担保是不同的。财团抵押的标的在抵押权成立时已经特定，并且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原则上不得任意处分财团中的各个物或权利。浮动担保的标的物范围在抵押权成立时尚未确定，而且其数量也不定，可增加也可减少。
日本在财团抵押权上规定得较为完备。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民事单行法规中的《工厂抵押法》和《企业担保法》中。《工厂抵押法》第二条规定：工场所有人在属于工场的土地上设定抵押权，除建筑物外，及于附加于该土地成为一体的物，该土地上备附的机械、器具及其他工场所用之物。第十一条规定工场财团可由下列所载物的全部或一部组成：1、属于工场的土地及工作物；2、机械、器具、电杆、电线、配置管道、轨道及其他附属物；3、地上权；4、有出租人承诺时，物的承租权；5、工业所有权；6、堤坝使用权。《企业担保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股分公司的总财产，为担保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充任担保权的标的。(((由此可见，《工场抵押法》中规定的是财团抵押，《企业担保法》中采用的是浮动担保方式。
（二）浮动担保和财团抵押的优劣比较
浮动担保和财团抵押各有利弊。如果采用浮动担保方式，那么企业可以继续利用其财产进行生产经营。因抵押权成立时财产并未确定，企业仍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自由支配其财产。抵押权的设定不会影响抵押物的使用价值，这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灵活性。但是企业如果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因经营不善的原因可能造成其财产的大量减少，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债权人的抵押权的实现。总的看来，浮动担保对借款人更为有利。
如果采用财团抵押方式，则财团在抵押权设定时就已经特定，抵押权确定于特定的财产上。一般情况下财团中的组成部分不能随意分离出去。非基于一定的原因，抵押人也不能自由处分抵押财产。抵押权人的利益因此就能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但是企业在具体的财产上设定了抵押权后，该财产在使用过程中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就不利于充分发挥它的使用效能。就此看来，这种抵押方式对债权人更为有利。
所以，浮动担保和财团抵押各有利弊。
（三）我国民法上的财团抵押权
我国《担保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作物；（二）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三）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和其他地上定作物；（四）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其他财产；（五）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六）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该条第2款规定：“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这里的“一并抵押”是否是指财团抵押呢？有的学者认为“一并抵押”并非财团抵押，而是共同抵押或是狭义的企业抵押。(((有的学者则认为“一并抵押”构成财团抵押。(((
实际上，《担保法》第34条第2款中的“一并抵押”并非是共同抵押，也不是浮动担保。共同抵押与财团抵押不同，它是在多个标的物上成立多个抵押权来共同担保同一债权，设定抵押权的数个财产是彼此独立的，而不是像财团抵押一样数个财产集合成一个整体来担保同一个债权。但“一并抵押”又非明确指财团抵押，它没有具体规定财团抵押的主体、标的范围、特征、设定及行使等。
也有人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认定我国没有财团抵押的担保方式。199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在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全部资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因而使该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5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对于这个批复，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它主要是针对债务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处分其财产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作的，并没有否定财团抵押的存在。首先，财团抵押并不是将企业全部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如果企业将其部分财产抵押给其他债权人并不损害原债权人的利益，这是完全可以的；其次，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企业财产上先设定财团抵押，然后再设其他担保方式。
总之，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财团抵押制度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在法律规定上和实践中并不否认财团抵押担保方式的存在。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特殊的抵押担保方式。

三、 财团抵押在银行抵押担保业务中的运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银行在其抵押贷款业务中需要引进新的抵押担保方式，而财团抵押又是适用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并且不为我国法律和实践所禁止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抵押担保方式，所以银行在抵押担保业务中应该对它有充分的重视。下面来分析一下财团抵押在银行贷款业务中的意义、作用和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银行贷款抵押担保业务中采用财团抵押的意义和作用
采用财团抵押符合银行经营安全性原则。前面我们分析了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在注意盈利性和流动性同时，还须注意资产运行的安全性原则。所以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就会考虑企业的担保能力。如果采用财团抵押，银行就无需担心大规模融资过程中企业担保能力不足的现象。因为企业提供的抵押财产构成一个整体（即财团）来有效地担保银行债权，而且财团中的组成物非取得银行的同意，一般是不能从财团中分离出去的。既便是企业将财产再次抵押或者企业日后不归还贷款，银行也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这样银行的债权就有了可靠的保证。采用财团抵押也符合银行经营盈利性原则。企业获得了银行的融资后更能使生产经营顺利进行下去，资本周转速度快，企业经营效益好，也就能较早归还银行贷款。银行资金的周转速度快，盈利性也就高。
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采用财团抵押方式提供担保获得融资有很大的便利。财团抵押将企业财产视为一个整体，这样就能充分发挥财产的担保价值，增强企业的担保能力。因为企业的各项财产是企业财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相互结合、相互配合，那么就能发挥其最大的使用效能。特别是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后，需要融资的企业越来越多，需要融资的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如果按照传统方式设定担保，单个担保物的价值远不及整个担保的价值，这样就不能为银行贷款提供有效地担保。在没有适合的特定的财产来提供担保时，采用财团抵押就能有效地弥补企业担保能力不足的问题，银行就能更加放心地发放贷款。再者，企业在其财产上设定了财团抵押后，仍可充分发挥财产的使用价值。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可继续使用其担保财产（虽然这种使用受到银行的一定限制），这就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总之，财团抵押是在充分发挥其担保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既能满足资金的提供者的要求，又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抵押担保方式。
（二） 银行在财团抵押担保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财团抵押方式虽然对银行很有利，但在财团抵押的设定、行使过程中，却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可资抵押的财产范围问题上，往往会把一些法律规定不得抵押的财产作为财团的组成部分；银行在企业提供的财产上设定了抵押权后，如果未进行必要的公示措施，那么企业有可能在该财产上又设定其他担保物权；当企业行为足以使企业财产价值减少、危害银行债权时，银行未进行有效的措施加以限制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银行债权的实现。下面就具体分析银行在财团抵押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方面。
1．财团抵押权的设定。《担保法》第38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所以银行与企业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来设定财团抵押权。依照《担保法》第39条的规定，合同中应当记载以下几项内容：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财团的组成、种类、范围及权属关系；财团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当事人还可以日后补正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
银行在与企业签订合同的同时应注意要求企业将抵押物进行登记，以取得公示效力。有些财产法律要求必须进行登记，那么银行应当要求企业将该财产进行登记。有些财产当事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进行登记。没有进行登记的抵押权是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的。我国《担保法》是按照抵押物的类别要求进行登记的。根据第42条的规定，以无地上定着物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由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管理部门登记；以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登记；以林木抵押的，由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登记；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由运输工具的登记部门登记；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由财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按照这个规定，财团抵押应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主辅之于其他登记机关。这些抵押物之所以要登记，一是防止重复抵押使得抵押物价值低于借款金额，债权人利益受损。由于抵押登记资料是公开的，允许查阅、抄录或复印，因此在签订抵押合同前，银行可先行到有关部门查寻，从而避免重复抵押。二是便于受偿，由于法律规定必须登记而未登记的抵押物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受偿时，经过登记的先于未经登记的受偿，都登记的按先后顺序受偿，顺序相同的按比例受偿。
另外，根据国外实践，银行应该选择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签订财团抵押合同，不能与自然人、合伙企业及其他非法人组织签订。因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它不能任意处分自己的财产。比如公司要受公司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的制约，在公司存续期间，其资产价值不会有多大变化，因而对银行债权的影响也就更小。
2．财团构成。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不动产、动产及权利都可以用来抵押。同时银行在签订合同时特别要注意下列财产不得抵押：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以及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中的精神权利等。如果财团中含有上述财产，那么在该财产上的抵押权是无效的。
对行政诉讼证据采用标准的司法分析

李俊杰


　　我国现在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公正不但要实现审判的实体公正，而且要实现审判的程序公正，怎么做到审判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除严格依照实体法、程序法、进行审判工作外，还必须注重在证据的采用标准这个基本环节上，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采用标准，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笔者在这里，主要从证据的一般采用标准即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三方面对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进行探讨。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指证据的可采性、适格性,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被采用为证明活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
　　一、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法律上的相对的客观真实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的事实真相 ②。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行政诉讼法》第32 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举出证据证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的结果，原告并不因为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
　　行政纠纷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它必然会留下痕迹，引起一些变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即是书证。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其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性。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作出评判时，一般包括两种意义：一是对作成的真实性，二是对其所记载、表述、体现的内容真实性。如被公安机关处罚的原告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口供笔录持异议，就需要查清究竟是对制作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呢，还是对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据举证活动中，人民法院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行政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行政案件的举证活动中，被告所举的证据更要如此，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用性。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举的证据，比如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在行政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原告自己能够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吗？难！首先原告要将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环节进行一一审查，举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还要找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然后要对它进行质证，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在均由被告来负有举证责任，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我们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二、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反映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客观事实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事实都是特定行政案件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人民法院应从客观的角度，认识、把握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明确证据的方向，以便查清案件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行政案件中，被告必须通过大量证据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政机关把一些与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联的、不合法的证据在庭审中一一出示，宣读，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杂乱无章、毫无顺序地让原告辩认，那么，就会出现，在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中找不到作出个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事实存在着某种关联的证据，即证据不被采用。
　　在具体的行政案件证据举证过程中，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在行政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标准上，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重点应放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行政机关在作出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取得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充分证据，然后才能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如果证据不足，行政机关即不能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作出，法院也可以判决撤销。可以说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对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起着决定的作用。行政机关举证不在于多，而在于所举证据有无证明力，尤其是所举的证据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性，这就为法院分析判断并采用证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此讲到被告应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并不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收集证据。只要在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有关联性，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而被采用。《行政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经法院准许可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的范围是有限的，法院的“权”也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补充任何证据，法院并以此为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体现，这条法律基本原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人民法院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权允许被告向原告或其他人收集证据或补充证据。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还要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证据的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指人民法院采用某一证据，该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该证据应符合法定的形式，并且该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定的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相关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在行政案件审理活动中，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将普遍性规范适用于特定的人、事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性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某种实体行为作出以前履行先行程序的行为。因此，在行政机关举证之前，应要求其向法院说明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应证的事实。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宣读或介绍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即法定程序举证，如行政文书送达回证、告知笔录、审批程序表格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必须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程序性证据；其次，被告应向法院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个事实要件，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就是空中楼阁。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证据支持。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行政诉讼举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是“程序”、“实体”并重，所以在要求被告出示这方面证据时，也应同样对待。
　　在行政案件的合法性标准上，还要着重在行政机关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大、条文多、专业性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就是审判人员对这些规范也了解不够。所以，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庭审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庭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当庭质证。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法律层级排列有序、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因此在庭审时，审判人员应要求被告重点出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其次是地方性法规，再其次是行政规章。
采用行政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证据合法性标准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