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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ADR的司法审查

周成泓


一、ADR基本法
当代ADR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司法体系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将其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成为现实需要，其目的是既充分发挥ADR的功能和优势，又不致造成对司法乃至法治的破坏和威胁。目前，世界各国在ADR立法方面尚未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和经验，还没有系统的ADR法。笔者一下对其作一个初浅的探讨。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在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时，都是先确定权力的配置，明确划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性质，对纠纷解决机构的权限。人员构成、功能和基本原则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这类调整可称为ADR基本法，包括宪法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原则规定，法院组织体系方面的法律制度对司法权于ADR之间关系的界定，以及司法于行政权在不同的纠纷解决中的权限划分，等等。还包括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利用ADR的客观需求增加，一些国家专门制定了宏观的ADR法案或对先行民诉法典进行了修改，以表明国家对发展ADR的政策和基本措施。
此外，多数国家通过专门法建立不同形式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机制，如在民事诉讼中建立仲裁、调解等制度；通过劳动法建立劳动法院或劳动调解、劳动仲裁等机构；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建立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等。其中每一种ADR制度都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机制。
再次，当各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ADR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还应根据需要适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司法解释等，对社会保障制度、司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之间进行总体协调，建立相互间的衔接和协调机制。
最后，当ADR在实践种出现新的需求和问题时，可以通过制定发布新法规、修改现行法、授权法院或主管机关通过内部或局部规则进行实验和探索等方式，经过一定实践的经验积累之后，再以普通法形式进行确认和规范。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发展中的新领域，则可以鼓励有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以自治方式探索纠纷解决的途径。
二、ADR程序法
正当的程序保证是现代ADR的基本原则，也是ADR法制化的重要内容。当代各国的ADR法主要是指其程序法，其内容除了ADR运作的基本原则以外，主要是围绕程序的各个环节作出的具体规定。ADR的基本原则依ADR性质和形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例如我国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均强调自愿、合法及非诉讼必经阶段三原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ADR制度也都存在明确规定的，或虽未明确规定但体现在程序中的基本原则。
当代ADR程序根据其性质也各有不同，例如，法院附设ADR受司法权的性质所决定，必然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较民间ADR更为严格；而行政性ADR则依行政裁量权的权限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然而，由于法院附设ADR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程序保证也就显得最为重要。
理论上，惟有司法的解决才是真正具有终局性的，然而在现实的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和民事纠纷解决的实践中，贯彻始终的还是当事人主导原则，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限制或免除司法权正当行使的正当理由。例如，仲裁契约可以作为对抗司法审查的理由。当代追求司法效率的时代思潮更倾向于减少或限制司法审查的范围，并且积极主张当事人以契约方式合意解决纠纷，这是多数ADR处理结果采用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司法审查的权限和必要性仍然存在，这不仅是社会对正义公平价值的最高保障措施，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
对ADR解纷结果的司法审查的最典型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第一、法定审查。法定审查重在对ADR的监督，通过对处理结果的审核、确认或批准、登记等形式，排除其实体内容重和程序上可能存在的违法或其他问题及瑕疵，使其产生法律效力，避免因事后当事人再行起诉或上诉而造成资源浪费。这方面的例子如我国台湾地区对于乡镇市调解的司法审查，其《乡镇市调解条例》第23规定：“成立之日起七日内，将调解书送请管辖法院审核”、第24条规定：“调解经法院核定后，当事人就该事件不得再行起诉、告诉或自诉”。
第二、依当事人申请的司法审查。这种审查一般是在ADR的处理结果达成或作出并且生效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认为该结果具有法定无效或可撤销要件，从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宣告该结果无效或将其撤销。对ADR处理结果是否具有无效要件的司法审查实际上不是对权利、义务的确定，而是对法律适用的妥当与否的一种评价。因此，审查主要是针对纠纷解决的过程本身。依当事人申请的司法审查既可以是针对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关作出的、未经法院审核的纠纷处理结果，也可以是已经法院审核的ADR文件。
即使是对诸如仲裁裁决这种具有终局效力的处理结果，法院也往往拥有最高的审查权，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宣告其无效、不予执行或将其撤销。
在当代民事纠纷的解决重，基于当事人自治和效益两个基本原则，对ADR处理结果的司法审查应该限制在尽可能效的范围内，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民族法制研究的拓新之作——〈金律研究〉评介

王威(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民族法制史研究，在中国法律史学和民族法学研究领域，乃是最薄弱的环节，迄今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寥寥无几。这不仅制约了民族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与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有鉴于此，作者在完成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相关课题的基础上，历时四载，撰写了《金律研究》一书。1995年，本书获台湾"中华发展基金"资助，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向海内外发行。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民族法制研究的著作。

本书分绪论、金朝法制总论、行政法律研究、刑事法律研究、民事法律研究、经济法律研究、司法组织与诉讼法律研究七个部分及附录金朝法制大事记，共计约20万字。它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前期中国北部各民族之间交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为背景，对金朝立法建制进行了系统的多层面的探讨；尤其对女真民族传统法思想的异化，金律之渊源，金律作为封建特权法和民族统治法的二元制特色，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金朝立法建制的得失，以及金朝法制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调节民族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调控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富有新意和开创性，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其中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作者通过民族法制断代史的系统研究，向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传统的"华夏正统"观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华夏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入主中原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或控制中国部分地区与汉族政权长期并峙。然而，迄今为止的多数法制史论著，受"华夏正统"观念影响，除对元、清法制稍加注意外，其余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倍受冷落，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或只是对其中野蛮落后的内容痛加挞伐，却置其法制上的创新和建树于不顾。本书以充分的史实显示，女真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融合了汉族及其它各族文明的精华，对异质文化博采兼纳，形成以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多元一体的金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金朝立法上采唐宋之制，参以女真传统习惯法中适用的规范，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制，对元朝立法影响深远。可见金律与两宋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并列于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正统"地位。
第二、
突破了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在法律史学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偏重立法研究，满足于对法律法规，特别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基本律典的结构、条文作"静态"评介，而对于这些书面的法律法规是否施行，在施行中有无变化，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如何，则漠然置之，或轻描淡写，或完全未予涉及。这就使法律史研究失去了活力和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性、科学性。本书为突破上述误区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一方面，在立法上不仅作墨于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律典《泰和律义》，而且注意考察其定型前后颁行的所有法律法规。作者以为，《泰和律义》虽然堪称金朝立法成就的集中体现，却不能反映此前九十余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朝120年间立法建制的全貌。此前制订的法律法规，都是有金一代长期通行的成法定制。另一方面，又放眼于金、辽、宋、蒙古汗国之间国家关系的广阔背景，结合金代民族斗争和融合的现实状况，从"动态"的角度对金律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并尽可能地搜辑散见于史籍中的案例，以实证各类法律在施行中的变化及所产生的社会功用。作者指出，在金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存在着颇为完善的法律施行保障机制。如在职官管理，惩贪倡廉，土地赋役，商贸管制等方面，立法周详，执法严格，成效显著，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三、本书就金朝法制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例如金朝法制的民族特色问题。学术界通常认为，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金与唐宋之制已基本达成一致。本书以为，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尽管儒家思想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并对金朝立法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那些女真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下来，深深置根于女真人心底，顽强地反映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金朝典章制度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法制上，女真民族习惯法始终固守着传统的领地，如婚姻立法对于华夏历代王朝法律和礼制所禁止的同性为婚、冒丧嫁娶、良贱通婚等行为及"收继"婚俗，或长期放任，或沿用不革。行政立法中具有部落贵族议事性质的勃极烈制、地方政权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体制，经济立法中的牛头税制和通检推排法等，都在金法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又如，一般论著对于金代物力通检推排法的施行，都批评为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搜刮。而本书认为，金朝定期普查民户财力的通检推排法，旨在均平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针对家资殷实，仗恃权势逃避赋役的官豪和新贵，对深受物力少而赋役重的困扰的贫穷民户则利大于弊。他们有可能摆脱产去税存的窘况，不能因某些执行官吏不法扰民的行径而否定通检推排法的社会功用。
此外，本书还十分重视资料的选择和运用，对于未经信史佐证的史料取审慎态度，凸现出作者立论谨严，求实求真的治学之道。
(刊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