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政府政务信息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人民政府政务信息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七月十三日


大连市人民政府政务信息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一、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全市政务信息工作，实现政务信息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政务信息工作的质量，根据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座谈会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政务信息工作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指定的信息直报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服务大局，服务决策；真实准确，全面客观，灵敏高效，快捷畅通；把握规律，创新方法，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第三条政务信息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映政府工作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情况，为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务公开，提供全面、及时、准确、规范的信息服务。

　　二、机构和队伍

　　第四条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办公室或指定负责信息工作的专门机构为本单位信息工作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政务信息工作的组织领导，配备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确保工作正常开展。

　　第五条非政府系统政务信息直报单位，应由该单位行政主管领导负责政务信息工作，加强信息网络建设，配备专门人员从事信息工作，并对所报送的信息进行审核把关。

　　第六条负责政务信息工作的机构应履行的主要职责：

　　（一）依据国家、省、市的方针、政策及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研究制定政务信息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和检查落实情况；

　　（二）根据上级的要求，结合本级政府的中心工作、领导关注的事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重点、焦点、难点问题，组织信息调研，并提供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专题信息；

　　（三）认真做好信息的采集、编辑、报送和归档等日常工作；

　　（四）积极有效地组织所属单位和信息直报单位的信息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通过座谈会、专题会、走访、考察等多种形式，开展政务信息工作经验交流、业务学习和情况沟通，并部署指导工作；

　　（五）定期向所属单位和信息直报单位提出信息报送要求，通报信息采用情况。

　　第七条组织领导和人员配备：

　　（一）市政府政务信息工作由市长或常务副市长负责领导，日常和具体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负责；

　　（二）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政务信息直报单位，要确定分管政务信息工作的主管领导，并指定负责政务信息工作的处（科）室领导担当日常和具体工作职责；

　　（三）各政务信息报送单位要配备1名以上专职或兼职信息员，行政单位必须是公务员编制的在编人员；其他单位必须是本单位在编人员；

　　（四）政务信息工作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熟悉政府的主要业务工作；

　　2．思想觉悟高，有较强责任感、事业心，富有奉献精神；

　　3．掌握政务信息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调研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4．求真务实，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述实情；

　　5．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

　　三、工作任务

　　第八条政务信息工作要紧紧围绕市政府中心工作，全面客观、准确及时地反映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为政府全面履行职能服务。

　　（一）反映全市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情况；

　　（二）反映国家、省、市重大决策的实施和落实情况；

　　（三）反映国家、省、市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指示和重要会议讲话精神、部署事项等贯彻落实情况；

　　（四）反映社会管理中影响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等情况和问题；

　　（五）关注社会共同需求，反映公共服务、公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六）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跟踪反映相关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七）及时反映重大事件、事故、灾情、疫情，特别是突发性公共事件和危害性疫情；

　　（八）反映其他与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重要情况。

　　第九条政务信息工作要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服务。

　　（一）主动提供重大社会动态及经济发展中的倾向性、苗头性和预测性信息；

　　（二）围绕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采集专家学者、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和不同层面的反馈意见；

　　（三）综合整理通过互联网、媒体、刊物、专题报告等多种渠道收集的信息，提出对领导决策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四）针对政府重点工作和领导需求及上级部门约稿，深入开展信息调研；

　　（五）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思路、新情况、新经验。

　　第十条政务信息工作要围绕政府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进程，反映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为建设法治政府服务。

　　第十一条政务信息工作要重视各方面对政府行政工作的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情况，反映社情民意，为政府加强行政监督服务。

　　第十二条政务信息工作要注意发挥信息沟通情况、调控和指导工作的作用，促进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为政府提高行政效能服务。

　　第十三条政务信息公开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做好向社会公布、公示需公众知晓的政务信息，为政务公开服务。

　　（一）政务信息公开是建立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重要方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依法履行职责；

　　（二）各级政府应指定处理政务信息公开事务的机构，负责政务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三）政务信息公开发布机关除涉密和依法保护的信息外，应主动向社会公众公开管理规范和发展计划方面、与公众相关的重大事项、公共资金使用和监督、政府机构和人事方面及其他需公众知晓的政务信息；

　　（四）政务信息公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办理，应采用方便、快捷的方式，如实、及时地发布、传递、公开信息内容。

　　四、工作要求

　　第十四条政务信息工作以为本级政府服务为重点，同时做好向上级报送信息和指导下级开展工作。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应自觉遵守三级服务原则，做好政务信息工作。

　　第十五条市政府及其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要求各区市县政府及其部门报送有关内容的信息，有关单位须按要求组织专门报送，未经允许不得扩大发送范围。

　　第十六条向上级政府或者部门报送的信息，必须经本级政府或者部门负责信息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审核、签发；涉及重要内容、重大事项的信息须经本级政府或部门领导审核、签发。

　　第十七条政务信息报送要求：

　　（一）报送的信息要及时、准确、客观、完整，信息中的事例、数字、单位要准确无误，上报前要认真核实；

　　（二）所报送的政务信息要实事求是，喜忧皆报，防止以偏概全；

　　（三）行文要主题鲜明，文题相符，言简意赅，用词规范，要素齐全，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四）反映的情况、问题、思路、举措、经验、建议要符合客观实际，要有根据、有深度，符合时代变化和形势发展的要求；

　　（五）要适应领导和科学决策的需求。

　　第十八条各级政府要建立分级考核评比制度，完善评价工作机制。市政府每年组织1次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的评比表彰活动。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迟报、漏报、瞒报紧急重大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责任。

　　五、保障手段

　　第十九条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各政务信息直报单位，要为信息工作机构配备与市政府办公厅内网相联的通讯、网络设备，确保信息迅速、准确、安全传递；要为政务信息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并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改进工作手段，改善工作条件。

　　第二十条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各政务信息直报单位，要在参加会议、阅读文件（或有关资料）、调查研究、学习考察、业务培训、干部交流等方面，为政务信息工作人员积极创造条件，保护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他们进一步成长和发展。

　　六、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作者：郭小锋、李旺城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样，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刑事和解不诉 被害人 加害人


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支点。应运而倡导的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缘起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伟大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1]。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2]。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也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对话、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或者恢复正义会商，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受过训练的社会志愿者）使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3]。在交谈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各自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情感等方面内容。经过全面、畅通的交谈，他们可以选择彼此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双重机会。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分别是“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4]。
1、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恢复正义理论通常被作为“当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涉嫌违法犯罪之时，由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按照系统的法律规则来决定犯罪行为人责任并对其施加痛苦”的“报应正义”的对应概念加以研究。恢复正义理论则强调：一是犯罪不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当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和恢复；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认为政府对犯罪行为人简单的处罚并不比授权被害人直接介入刑事司法程序以寻求冲突的解决更为重要。因而，从恢复正义理论角度出发，当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5]。
2、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平衡理论是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等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至于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该方式的功能和行为人对其的预期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因为被害人在选择方式的时候总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有时候是瞬间的，但是被害人选择的通常是成本最低、最适合的方式。因此，平衡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平衡恢复方式成本越低，被害人选择该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社会规范允许宗族会议、老人会或其他的和解方式，被害人选择这种方式的机率就非常大。例如农村存在大量刑事案件私了的情况[6]。
3、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说理论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源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7]。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加害人的角色主要是聆听被害人的叙说与控诉，以及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构。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内容的本身，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8]。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提出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解读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西为中用，又具有中国特色。其内涵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原因
1、被害人权益立体保护的缺乏
回顾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基本上是围绕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权益（如沉默权、防御权、生育权等）而展开的。诉讼改革重心的偏移影响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一是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口惠不实。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享有辩护权、请求抗诉权、对不起诉案件的申诉权和起诉权以及其他多项诉讼权能。从应然角度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利设置较为全面和客观。但是，从实然角度看，法律赋予被害人的这些诉权因设置的非科学性而行使较为困难。例如，被害人在对不起诉案件行使申诉权和起诉权时，发现受案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已征求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如若被害人再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实则毫无意义。而当被害人转向行使起诉权时，检察机关并不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由被害人自行收集证据、出庭举证，其难度显而易见。另外，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行使，须由检察机关决定，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因被害人请求而提请抗诉的近乎为零。
二是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的失落。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无法使其摆脱因加害人犯罪造成的生活困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数据另表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采取公诉方式进行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而采取和解不起诉或撤案方式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则基本实现。
三是被害人精神抚慰权的忽视。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利于安抚被害人内心的创伤。而台湾刑事诉讼法则灵活规定为“依民法之规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司法人员往往容易忽视、甚至漠视被害人内心的感受[9]，不能提供一个被害人诉说（叙说）和发泄的平台，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过分压抑以寻求报复得以解脱，最终走向犯罪。
2、轻微刑事罪犯监禁效果不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一种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体制，认为只有监禁犯罪分子，使其身体受到折磨，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不可否认，实践中有因害怕监禁所带来的痛苦而放弃再犯的成功范例。但是，监禁刑究竟给刑事罪犯，尤其是轻微刑事罪犯，带来何种效果，则很少研究，即便研究也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2004年3月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10]。其结果与使用监禁刑本意相违背。（现节选海淀院部分问卷内容）

以上两组数据反映，短期服刑人员因羁押很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相互传染恶习，不利于服刑人员的矫正。


该项调查显示，轻微刑事罪犯因短期监禁产生回归社会的各种顾虑，也容易导致再犯。

该组数据直接表明，轻微刑事罪犯监禁的效果是累犯数增多，与上述两项调查结论相互吻合。正如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所述：拘留造成了累犯。蹲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监狱。从中央监狱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监狱非但没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险的过失犯散布到居民中，他们是散布在社会的犯罪或腐化根源；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在这种环境中，过失犯称兄道弟，讲究义气，论资排辈，形成等级，随时准备支援和教唆任何未来的犯罪行动；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他们离开监狱时持有一份证件，无论到哪里都要出示它。上面写着他们的服刑判决。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只得过流浪生活，这是造成累犯的最常见因素[11]。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切合点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掀起一股热潮，统一口径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改变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从属诉讼地位，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矫正与回归社会。但是，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研究不够，大多数研究成果仅侧重于研究某一类案件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等方面。至于该制度践行于诉讼何阶段以及与刑诉法如何结合等问题，则论及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应选择“以审查起诉程序为平台、不起诉制度为载体”构建模式。其理由为：
一是刑事自诉和解已为法律所承认，故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国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二是选择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和解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审查起诉阶段已将犯罪事实查清，其原因、后果、责任等泾渭分明，只要符合和解案件范围规定，进行和解有依据，有基础。其次，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且公安机关不具有犯罪的刑罚处置职能，当事人“和解”后公安机关撤案，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审判阶段，对公诉案件而言，是一个“不告不理，有告必理”的阶段，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不应当和解，势必影响国家公诉权的严肃性，退一步讲，即便可以和解，时机已不如审查起诉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已做出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判决，和解对加害人没有任何意义[12]。最后，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宪法职权。
三是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刑事和解（微罪）目的在于加害人积极赔偿损失后获得被害人谅解，重新回归社会，也即相对不起诉。因而，二者之间具有外在的统一性。这样，只要在法律上做出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具体规则，即可实行。
三、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寓刑事和解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为一体的全新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必将对法治社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的匀称[13]。其相对含义是“不配合、不适当和不匀称”，也即“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突可以被视为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挑战，那么防范和协调冲突则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之义。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作为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实践思路。我们知道，刑事冲突或犯罪往往对正常、平静、和谐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也即通常所说的犯罪客体。这时，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得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而且是一种内在的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打击求和谐”的表象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14]。